催收告别野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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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李晖 北京报道

疫情叠加下，信贷不良风险抬升，与之相伴随的是款项催收承压巨大。

近年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指引”）等政策措施的下发与施行，催收行业的展业规则进一步收紧，合规催收呼声日渐高涨，催收转型也箭在弦上。

“单纯的电催公司已经比较难做，除了头部几家，中小型的多在考虑与律师事务所合作，或者自己申请律所资质，承接司法催收业务。”一位西南地区中小催收机构负责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有不良资产处置领域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机构可能倾向于运用催收、调解、诉讼的手段，自力救济和司法公力救济相结合，实现催收人员与律师等各岗位协调配合，中后台运营部门或系统提供支持，实现一体化运营的有机组合的手段，提升回款效果。

单纯线上催收收缩

2023年3月，“催收非法债务罪”正式纳入《刑法》，同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征信业务管理办法》相继颁布、实施，对依赖大数据风控技术的金融科技类企业影响巨大。特别是后两项法规明确了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及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责任与义务，加大了个人信息处理违规的处罚力度。

“催收难度明显加大了。”一位华东地区不良资产公司高层向本报记者透露，某国有大行信用卡中心30天的催回率目前只有45%左右，而此前几年这一数据是90%以上。即便是银行或信用卡中心的最优质资产，在进入不良阶段后的回收比例不超过5%。

上海浩兴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张海燕从事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多年。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保法相关要求对“失联修复”的范围有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在合法合规要求下，目前行业通常倾向于按照“三重授权”原则认定，这让催收的失联修复手段受限，同时实施成本也陡然提高。

据记者向多位业内人士了解，巅峰时期，国内各类催收公司数量在6000家左右，目前已经缩减到不足2000家。

前述西南地区催收人士透露：一家总部设在广东地区、在全国拥有60多家分公司的催收机构，此前一家分公司可以实现净利润一年上千万元。但去年底到今年，其很多城市分公司是亏损状态。

在张海燕看来，目前在线催收平台进入收缩阶段。在该行业野蛮生长阶段，一个催收座席的工资可能远超市场其他行业岗位薪资，两三万元的绩效奖金比比皆是，也引发不少暴力催收事件。随着行业监管趋严，从业人员明显感觉风光不再，之前培训的一些催收策略被限制使用，加之债务人在经济形势下行和疫情影响之下，还款能力下降，直接影响到催收回款数据，催收座席收入也大不如前。

在此形势下，寻求司法催收也成为不少机构的选择。以金融机构为例，其处置逾期贷款通常先是由自有法务团队和催收部门进行第一轮催收，超过60天或90天后，会进入委外催收阶段。委外催收阶段也通常以90天为节点，再将无法收回的资产转给下一家催收机构。业内共识在于，越进入催收后期，欠款收款难度越大，这时候不少公司会选择进入司法催收程序。从律师发函、调解、仲裁、公证直至诉讼，形成整个“司法催收”概念。而在政策压力下，司法催收的环节也开始前置。

记者在“中国招投标公共平台”上注意到，多家银行机构信用卡业务采购催收外包服务时，即在招标公告中明确要求：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司法机构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通过年检。

重庆博樟企业管理咨询负责人曾升告诉记者，单纯的在线催收平台与执业律所相比，人员素质和专业性有所欠缺，容易引发纠纷投诉。不少头部催收机构本身就是从律所相关业务线孵化而来，除了与律所合作，目前国内一些省份的同行已经开始申请设立“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不过上述中心需要经过司法部门批准，目前各个区域对此业务的态度尚未统一。整体来看，能够将问题前置，解放司法资源，市场还是比较大的。”他表示。

贷后管理趋向多元化

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监管从严、公司合规经营要求及全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司法催收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