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陈奕迅都想当“黄牛”，这事到底有多赚钱？

前段时间，陈奕迅开了一场演唱会。

在互动时询问粉丝票价，粉丝们有答980的，1100的（前排的价钱会贵点），陈奕迅感觉还算正常。

忽然，一个粉丝喊出“8000”的票价时，陈奕迅被吓到，瞬时眼睛睁大，表情很夸张，随后自嘲道，以后他要去当自己演唱会的“黄牛”。

一张演唱会门票卖到8000元，估计连陈奕迅自己都不舍得买。

其实不只陈奕迅，今年，周杰伦、五月天等歌星演唱会上，都出现了“黄牛”倒卖高价票的现象。

票价高就算了，甚至还有“黄牛”卖假票。

5月的时候，薛之谦在江苏连云港开演唱会，结果一位远道而来的粉丝花了4000元从“黄牛”手中买到的高价票，居然是假票！

这位女粉丝直接崩溃，当场倒地哭闹打滚，令人唏嘘。

“黄牛”这个令人憎恶的职业，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

只要是买不到的票，或者普通人难以获取的资源，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黄牛”。

可“黄牛”究竟为何叫“黄牛”？

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虽说“黄牛”这个“职业”没有很明确的历史记载，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词来自上海。

老上海有个职业，拉黄包车，车夫风里来雨里去，每天都很辛苦挣点糊口钱。

估计是看黄包车夫们像黄牛一样辛苦，人们便将车夫拉的车称为“黄牛车”。

拉黄包车的车夫，无论日晒雨淋都要拉活，十分辛苦

随着交通业发达，汽车、轮船等新交通工具逐渐在上海出现，但票不太好买。

于是，经常待在车站码头附近的车夫们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兼职帮熟悉的客人买票，从中赚点小费，因此得名“黄牛”。

后来，老百姓又把那些专门倒腾各类黄金及物资的人，统统称为“黄牛”。

早期的“黄牛”还不太招人恨，毕竟他们也就赚点辛苦钱，还帮人们省了排队的时间。

解放后，由于生活物资都是统一调配，市场消费几乎为零，“黄牛”也基本销声匿迹。

即便有，也只是偷偷摸摸，小打小闹。

要知道，“黄牛”那时随时可以被抓起来，被认定为“投机倒把罪”可不是闹着玩的：重则可判死刑，轻则得吃好几年牢饭，谁也不敢为一点蝇头小利以身犯险。

大批“黄牛”真正出现的时间是1980年代，而且有“大小黄牛”之分。

那个时期，还有价格双轨制，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

所谓“大牛”，就是那时俗称的“倒爷”，发源于北京，就是某些手眼通天的人靠着一张批条，利用“双轨制”倒腾各种物资。

从钢材到家电，反正是什么赚钱，就倒腾什么。

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中俄边境的“倒爷”

这些“倒爷”根本不需要自己真的去买卖什么商品，仅靠自己能疏通的人脉，就能赚到钱。

当年最著名的“超级倒爷”，要数南德集团的创始人牟其中。

他当时听说新成立的四川航空公司想购买飞机，又恰好知道前苏联由于经济困难，正准备变卖手中的几架图-154客机，便主动联系了川航，表示自己有这方面的资源。

当时购买一架图-154飞机要花五六千万人民币，而波音客机则需要两三个亿，川航觉得向前苏联购买客机更划算，便同意由牟其中牵线操作此事。

于是，牟其中最终拿到的批条和协议书，在山东、河北、四川等7个省以低价找来了500车皮商品交给苏方，其中包括一大批某省积压多年的罐头。

就这样，牟其中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换回了4架客机，不仅川航和苏方都表示满意，他自己也从中赚到了数千万元的酬金，叱咤一时。

像牟其中这样靠着胆量和魄力倒买倒卖各类资源，一夜暴富的“大牛”还是少数人，大部分都是所谓“小牛”，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黄牛”。

社会上，只要你手里有东西，又是别人急需的，就形成了所谓“利差”空间，自然少不了“黄牛”的身影。

比如北京俗称的“票虫”（也叫“拼缝儿”），专门从事火车票、电影票、比赛门票等类型票的倒买倒卖活动。

其中，还有一些“黄牛”是专门负责挂号的，比如医院、车管所等场所。

除了这些，上海的“黄牛”倒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