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抓鱼再关店，低买高卖割不动情怀“韭菜”

上个月底，二手交易平台多抓鱼又一次关闭了北京三里屯的线下店。而多抓鱼把闭店变成一场充满文艺气息的告别仪式。

外界的反应再次印证了多抓鱼口碑的两面性。喜欢的人冒雨前去打卡，而不喜欢的人质疑为什么进店需要收门票。

多抓鱼的用户口碑近几年变得很割裂。

在多抓鱼官方微信公众号里，几乎篇篇内容都是10万+，底下的留言都是百字长文。喜欢多抓鱼的人会把他当作文艺青年最后的精神家园。而在其他网络世界里，多抓鱼会被形容成贩卖情怀的精明资本家，只是在“割韭菜”。

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用户质疑多抓鱼“低价收，高价卖”的行为。定价上的细微变化，都会引发新一轮的用户反噬。

成立六年时间，从存活在微信群，到拥有超百万的用户，多抓鱼是为数不多有自我造血能力的一家公司。上一轮融资还停留在2018年。

在未来，多抓鱼可能会成为二手市场里的独角兽，也可能会倒在新一轮的竞争中。相比于关店，用户口碑可能更会影响多抓鱼的未来。

“就是合约到期，租金没谈拢”，在播客节目里，多抓鱼创始人“猫助”并不忌讳谈起北京闭店的直接原因。

这是多抓鱼在北京的又一次关店。三里屯的这家店存活时间只有一年多，但相比其他品牌的潦草收场，多抓鱼把闭店变成一场 文艺情怀盛宴。

在多抓鱼三里屯店的最后半个月时间里，北京的文艺青年们都来纪念这家曾经的精神避难所，在那面“再见墙”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在闭店的最后一晚，多抓鱼甚至邀请了歌手老狼、民谣音乐人刘东明等人来店里合唱《啊朋友再见》。

粉丝们又一次沉浸在多抓鱼创造的理想国里。正是这样的仪式感让所有人都忘了问，为什么这家深受粉丝喜爱的线下店又会关闭。

在上海门店跑通后，多抓鱼重新在北京开店。“在一流的商区租二流的位置”是猫助一直以来的选址原则。但意外的是，北京三里屯这家店的租金是上海门店的两倍多，收入只有上海门店的一半。

三里屯的店在机电院，并不在三里屯的主街上。这个位置并没有给多抓鱼带来自然客流，每天到店的只有多抓鱼的老客户或者事先了解多抓鱼，来探店的顾客。

在两年时间里，三里屯店吸引的只有粉丝们，而无法带来新用户，更无法转化成线上用户。在2023年叠加疫情影响，2023年一整年多抓鱼线下门店的人流还没有2023年办市集时人多。

“我自己觉得有点轻敌了，上海店很成功，我们就以为一线城市都可以”，猫助在播客节目里坦言。

线下门店的确成为粉丝的寄托，但仅仅靠已有粉丝的喜爱和情怀无法在商业世界里存活。两年时间，门店收入只够交房租。即使今年营业额上涨，但多抓鱼还是抛弃了这个不赚钱的业务。

但北京闭店有着综合原因，并不代表着二手线下店没有市场，也无法证明多抓鱼是无法生存的。在上海，多抓鱼的门店在去年同样经历被关之后，今年还是实现了盈利。

猫助曾透露，无论上海还是北京门店，都是靠服饰业务的收入来补贴图书的收入。上海店服饰和图书收入大致是 2:1、北京三里屯店是 1:1，但两个店的利润率差距也很大。北京线下店的关闭，也可能跟不同城市对于二手服饰的接受度有关。

多抓鱼曾经希望能在10个不同城市开店，而随着试验，成立六年时间，多抓鱼的门店还是只能在上海深耕。

对于多抓鱼来说，比起关店，现在更需要关心的是，这些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开始有些松动。

用户普遍认为多抓鱼有了变化，是从2023年开始的。

王颖曾被多抓鱼线下店的陈列以及理念所打动，才开始把衣橱里的衣服在多抓鱼上出售。不到两年时间，王颖已经在多抓鱼上出售上百件衣物。

最后一次是在2023年9月。在上海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王颖打算再进行一次“断舍离”。但回收价格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疫情之后，我发现平台对品牌没有区分，轻奢的牌子也跟ZARA一样的回收价”，王颖明显感觉到多抓鱼的定价体系似乎发生了变化。这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是多抓鱼的回收价格变低，“后来就都只有几十块”，王颖回忆道。

一件只穿了一次的Free People蕾丝连衣裙，王颖海淘回来花五百块左右。按之前的经验，王颖以为多抓鱼能估价在50元左右，至少1折。但最后，多抓鱼只估价3元。“我送人都比给多抓鱼好”，王颖笑道。

即使是有知名度的品牌，多抓鱼的估价也让王颖意想不到，“一件江南布衣的长款风衣，多抓鱼只给了10元。”

不仅是衣服这一品类，多抓鱼起家的二手书类目，同样有用户觉得回收价格再变低。夏星从2018年就在多抓鱼上卖书。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多抓鱼给她书的估价基本在原价的1-2折，而之前能达到2-3折。

在之前，衣物在寄给多抓鱼之前，王颖对估价预计得都八九不离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你是能大概知道多抓鱼的定价维度是怎样的，给出的价格是符合预期的。”

“这不仅仅是回收价格单纯变低，是我不太理解多抓鱼现在的定价逻辑。只要理由合理，价格再低我也是可以接受的。”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