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上的名字，是我的家人吗？

现在，所有人都老了，有的人已经去世。

风烛残年的老人走在人生最后的路途上。眼下，71岁的崔秋荣越来越焦急难安，皱纹像一个兵团一样，将它的领地征服，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多年来，她和家人一直在证明抚顺市儿童公园人民烈士纪念碑上一个名字的错误。平静下来时，崔秋荣才意识到，已经六年过去了。

烈士碑上的名字

崔秋荣一家漫长的证明之路，始于烈士碑上面的一个名字。

2017年，她的哥哥患癌病重，她从北京工作的茶馆请假，回抚顺照顾他。几个月后，哥哥去世。没多久，她在辽阳的姐姐崔春安和姐夫张国有回了趟抚顺。

到抚顺后，张国有和妻子住在崔秋荣家里。一天晚饭后，他们出门沿街散步，三个人嘴上没说，不约而同往一公里外的儿童公园走。

公园里有一座烈士纪念碑，在他们的共同记忆里，碑上刻着张国有父亲张鹤泽的名字。根据《抚顺市志》记载，这座人民烈士纪念碑高19.8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镶嵌着大理石板。1949年11月修建时，上面刻有144名抚顺烈士的姓名，经过1962年、1975年、1992年、2023年四次维修。

那年张国有78岁，他的脚脖子摔折过，走路不便，但到了公园，他几步迈上阶梯。崔秋荣姐妹俩还在石阶下面时，突然听到张国有在碑前喊起来：“我爸这名字怎么还错了？怎么变成铎了？”他上一次见到碑上父亲的名字还是在中学时期。

2017年，张国有发现烈士碑上名字疑似错误。

听到姐夫的喊声，崔秋荣也跑了上去。张国有指着碑上的第一个名字，皱着眉，脸色沉下来，不断重复，“这名字怎么还弄错了呢？部队番号也错了，应该是126师啊。”他几乎是吼出来的。这块碑上写着：张鹤铎：抚顺市人，志愿军二十六师参谋，一九五〇於抗美援朝战斗中光荣牺牲。

崔秋荣安抚他说，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她寻思，改日上有关部门把这事儿一说，一调档案，不就给改了吗？

回家以后，张国有继续阴沉着脸，心脏的毛病又犯了，总心慌害怕，崔秋荣姐妹俩想出去买菜，不敢把他一个人扔家里。

这对夫妇有两个孩子，大儿子11年前食管癌去世后，只剩下二儿子张乾。张乾今年56岁，平时要照顾下身瘫痪的妻子。加上他们一家人早年随工厂迁到辽阳定居，往返不便，更正名字的任务就落到崔秋荣身上。

当时，崔秋荣正在北京的一家茶馆里工作，她先是请了两个星期的假，但最初反映情况后没有结果。为了办好这件事，崔秋荣从北京辞掉工作，搬回了抚顺。

刚开始的时候，她没什么头绪，家人手里只有一张张鹤泽的照片，和一本张国有军区小学的毕业证。2014年，在发现碑文上父亲名字错误之前，张国有回访过母校。现在，该小学已经变成了一处纪念馆。

在张鹤泽留下的这张泛黄的照片上，他身着戎装，双手交叉在一件无法辨别的物品上，坐在凳子上，模样清晰可辨。照片背后写着“一九五九年八月”，据崔春安回忆，这是当年她和张国有确定恋爱关系，张国有的母亲刘桂英把照片交给她时，她写下的字。在结婚后，她又在背后写下“张鹤泽”三个字。这张照片一直收藏在箱子里，2017年，崔春安才翻箱倒柜把它找出来，成为了重要的历史遗物。

张鹤泽的照片和崔春安在背面写的字

崔秋荣对着这张照片看了无数遍，“隐约可以看到他的膝盖，手里拿的也许是公文包，也许是一把枪。”

证明父亲是父亲

那时崔秋荣不知道，要证明一件发生在70多年的事，远比她想象中艰难。

2017年，崔秋荣开始找抚顺市政府要求调出张鹤泽的档案，但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张乾夫妻俩也从辽阳来到抚顺，带着爷爷张鹤泽的照片和爸爸张国有的小学毕业证书，去到当时管理军人事务的民政局。但因为证明材料不足，修改碑文的请求没有被受理。

之后，崔秋荣带着新的证明材料又去了民政局， 接着，是新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再是文广局，最后又回到退役军人事务局。几个来回后，她意识到，“这事儿比预想的棘手。”

2023年，抗美援朝烈士遗骸回国那天，她看到电视里的直播画面，心里一沉。家人等了多年，一直没有张鹤泽遗骸的消息。“就烈士碑上留这么一个名字，那是一条人命。”她一拍大腿，从沙发上站起来，心里想，这件事必须得有个结果。

她打过数次市长省长热线，两会时曾在网上留过言。直到2023年6月3号，她接到当地新抚区一个姓宋的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她把材料拿过去。那时她只有张国有毕业证书的复印件。过去后，工作人员说，毕业证要原件。她立马让姐姐从辽阳邮寄过来，再拿过去时，“还是不行，委托书没公证”。

张国有在病床上写委托书给崔秋荣

两个月后，崔秋荣又给新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打电话，接她电话的是一位局长。

在她提供的录音内容中，局长听完她的讲述后说，“你怎么能证明张鹤泽就是张国有的爸爸呢？”

崔秋荣愣在电话这头，几秒后，她说，“我要上武汉，去调张国有毕业证的登记表。”

局长说，“你还用跑那么远吗？调烈士儿子（张国有）的个人档案不就行了吗？”

崔秋荣一拍大腿，说，“行，就这样。”

这之后，张乾在辽阳调取他父亲张国有的档案，崔秋荣在抚顺调刘桂英的档案。

张国有的档案里关于“生父张鹤泽”的记录

几天后，她把档案材料拿到新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但没人收材料，要求她提供“直接证据”，即一本烈士证，但他们家里并没有这个证件。

老人回忆，那个送材料无果的晚上，她梦到自己去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讲述给主席听，主席听后发话，让下面的人解决好这件事。她把这个梦看成一个好的征兆，于是就去北京了。

那年秋天，这个老人带着一个装满身份证明文件的袋子，在抚顺北站登上了一辆列车，然后西行向首都。

崔秋荣去中央军人事务部交完材料，她从北京坐火车回抚顺。傍晚的车站不再空空荡荡，穿戴整齐的男人和女人排着长队等待火车，熙来攘往。她坐在椅子上，回味那两年的经历，忘记自己已经快70岁了。

从北京回来后，崔秋荣拎着一摞材料到抚顺市军人事务局的权益科，接着又跑到市里一个军区，她把材料交给了一名姓贾的干事。

等待一直没有结果，她决定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