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并没有那么美，国内衍生品十大失败案例！ 炒外汇一晚上亏损几万美金正常吗

那么，在你情我愿的过程中，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第一次亏损，且步步陷入更深的泥潭，导致亏损完全不可控呢？笔者认为，主观上的错误导向以及内部监管的缺失是最根本的原因。

从自身寻找惨案发生的本质原因

在套保中形成逐利思维，本末倒置

企业参与海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初衷应该是为了套期保值、比如东航、国航、中航油都是为了锁定燃料油价格的风险，中信泰富为了锁定外汇风险等，但是最终在签订一个又一个非标准化合约的道路上，逐渐远离了初衷，导致了风险的不可控。

我们先熟悉一下期权交易双方的收益-成本分析图

正常情况下，企业通过买入看涨期权合约，通过在期权合约上的盈利来规避价格上涨带来的采购成本增大的风险；而供应商通过买入看跌期权合约规避库存贬值的风险。那么，作为当时我国最大的航空用油进口贸易公司来说，中航油作为需求方，应该是担心原油价格上涨带来采购成本增大的风险。

当时，国际原油价格在每桶40美元、航煤接近350美元/吨的时候，中航油做出了一个判断：石油价格不会继续升高，而要开始下跌。此时有两个结果，一是判断正确，那么中航油在现货市场即可以以更低的价格采购煤油，不需要做任何衍生品对冲，但作为一个长期做套保的大型企业来说，风险敞口是需要避免的，毕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价格上涨怎么办？为了规避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中航油在期权市场上进行保值，选择“卖出看涨期权”（此时错误已然发生）。

到了10月中下旬，受原油价格的影响，新加坡航煤价格已经达到450美元左右，由于航空煤油价格的高涨出乎中航油的判断，行权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对手方要求行权，从而使得期权卖出方，也就是中航油公司产生巨额亏损。以每吨航空煤油产生30美元的亏损计算，每卖出300万吨的期权就差不多损失1亿美元。

在不去分析陈九霖后期的赌博性疯狂行为下，单纯从期权交易的角度看，若中航油当时真的判断原油会大跌，做的应该是更安全合理的“买入看跌期权”，以一定的权利金损失换取更大的盈利，即使最后上涨了，损失的也仅仅是少量的权利金。

当然，买入期权必然要付出权利金，而卖出期权则可以得到权利金，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中航油选择卖出看涨期权的原因，殊不知，这样做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风险敞口。

风险管理机制不完善

虽然早在06年国资委就出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企业风险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但实际上，大部分的企业没有充分意识到金融衍生品交易内在风险，使得风险管理机制形同虚设，在危机来临之时，应急预案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首先、机制不健全、程序不合规。在《指引》颁布之后、并非所有的企业在操作过程中严格执行，资料显示，在对29家集团公司管理层的调查中，有17家未对下属企业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情况实施实时监控和定期审计、8家下属企业未向集团公司定期报告；从董事会决策来看，17家企业未在董事会下成立风险管理委员会、未能统一管控本企业高风险业务；有13家企业把金融衍生品业务作为一般事项授权给总经理或分管负责人审批，没有经过董事会专项审议（摘自国资委副主任李伟《中央企业金融衍生品业务管理问题及风险防范》）。

其次、管理者越权、职责不清。即使发生惨案的一些企业制定有《风险管理手册》，在个别领导者的掌控下，这些机制也并未启动，如中航油案发生时，在陈久霖的决定下，亏损发生时并未砍仓止损，而是向后移仓，使得进一步增加了时间风险，又如中信泰富事件发生后，董事局主席荣智健表示毫不知情，矛头直指财务董事张立宪以及财务总监周志贤，不管事件真相如何，都暴露出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缺乏专业、盲从轻信国际投行

在中航油事件有一个重要的推手—J.Aron，也就是高盛全资子公司“杰润公司”，也是后来深南电的对手方。当时的中航油领导人陈九霖多次向杰润咨询如何利用石油期权投机套现，却忘记，在零和交易的期权市场，作为高盛的“儿子”，怎么可能帮着中航油从“老子”的口袋里拿钱？与虎谋皮，引狼入室。

在在投机取巧的思想以及急于求成的心态的引导下，陈久霖失去了理性与冷静，选择了“挪盘”操作，成为“里森第二”：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