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古代人没有金融知识？来看有趣的古代金融史！ 期货是金融吗

中国的公债最早出现于何时？

据《东周列国志》记载，周朝最后一个天子周赧王姬延准备发兵攻打秦国，而没有军费，于是向国中有钱富户借贷，作为军资，并立下契约，约定班师还朝之日，将所得战利品，结算利息一并偿还。

周朝末代天子周赧王虽然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但诸侯谁也不买他的账，其实纯粹是个傀儡，还不如一个最小的诸侯，真正受他管辖的土地不过几十个县，而且这几十个县还由东周公和西周公二人分管着，周赧王没有一点实权。七雄中尤以秦国势力最大，野心也最大。秦国不断发动兼并战争，对天子之位虎视眈眈。

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国出兵伐赵，并直逼周天子居住的洛阳。消息传来，周赧王又急又怕，不知所措。这时楚王派使臣来面见周天子，并向他献计，大敌当前，东方各国都不是强秦的对手，各国要生存，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共同出兵伐秦。周天子召集大臣们一商量，众大臣一致赞成。于是周赧王以天子的名义诏令六国共同出兵讨伐秦国。同时，周赧王还让西周公拼凑了一支六千人的部队，准备和六国的部队一起去讨伐秦国。

但周王朝已今非昔比，天子统治的地方只剩下洛阳周围这一小片区域，地小人少，兵源更少，国库里早已空空如也，怎么筹措军需呢？后来，赧王采纳大臣的意见，先向国内的商人、地主借了一笔钱，立了字据，说取胜回来，连本带利一并归还。

借到钱后，周赧王便派西周公率军出发到了伊阙，在那儿驻扎下来，等候各诸侯国的人马。可是，等了三个多月，只有楚、燕二国派来了军队，其他诸侯国有的没有出兵力量，有的不愿出兵，联合讨伐秦国的计划便成了泡影。仗虽没打，但周赧王借的钱却全部花完了。

西周公带着军队撤了回去。那些债权人拿着债券，天天到宫门外向周赧王要债。周赧王没钱还债，跑又没处跑，弄得周赧王六神无主，只好在城内筑起一座高台，躲到上边，眼不见为净。后人称此台为“避债台”，后来才有了“债台高筑”的成语，形容欠债极多。司马迁《史记》记载：“名负责（即债）于民，无以得归，乃上台避之，故周人名其台曰逃责台。”周朝到了此时早已衰落，徒有天子之名，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只能借债。这是目前发现有资料记载最早的公债。

此后，东汉时，汉顺帝与异族作战，财政困难，“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公元782年唐德宗李适也有借债的情形。北宋神宗在熙宁四年“诏定宣抚司以军兴贷河东民钱，转运司速偿之”，以后宋高宗、孝宗、理宗都有借债的事例。

战争催生的央行

英格兰银行是英国的中央银行，它负责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对英国国家的货币政策负责。英格兰银行是伦敦城区最重要的机构和建筑物之一。

17世纪时，欧洲大陆和英吉利海峡一直笼罩在接连不断的战火之中，战争成为所有欧洲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每一个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其他国家的战争威胁，而军队的建设和战争的消耗，都必须要有庞大的军费来支撑。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需要几百万英镑，到17世纪末，则需要几千万英镑。当时最富裕的国家（如西班牙和荷兰）都无法靠正常的财政收入和投资回报来应付巨额的战争开支，欧洲各国的君主们为了打仗不得不四处借钱。

当时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为了扩大军队规模和筹措战争费用，詹姆斯二世与英国议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种背景下，1688年英国发生了著名的“光荣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废黜了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并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公主和时任荷兰执政的女婿威廉夫妇共同担任英国国王。因为这场革命未发一枪、没有流血，史学家称之为“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在英国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此以后，国王由议会批准产生，国王必须在议会的监督下行使权力，这意味着君权从“神授”变成了“民授”，它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英国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的王权性质。

从1688年起，英国正式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并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议会还立法规定，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王向人民借钱也必须归还。而在此之前，国王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人民借钱，而且可以不受约束地赖账。

1689年英国开始卷入了同法国长达百年的战争，所有英国有钱人，都非常关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尽管当时伦敦的民间借贷非常活跃，但他们不太愿意借钱给王室。虽然英国议会规定国王向人们借钱必须归还，可是谁能保证这一点呢？所以直到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王室都没有筹到什么钱。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蒙泰古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运作经验中受到启发，他提议成立一个贷款机构，专门负责为国家筹款。这个想法立即得到了英国议会和威廉三世国王的赞同。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1694年英格兰银行诞生了。为了增强人们对英格兰银行的信心，英国议会专门颁布了《英格兰银行法》，英国王室也向英格兰银行颁发了的皇家特许执照。英格兰银行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股份制的运作模式，英国人当时对股份制已经具有相当的认识。精明的伦敦商人一下子就看出了这其中的巨大商机。短短11天内，1286个伦敦商人以黄金和白银的形式向英格兰银行提供了120万英镑的股本金。随即英格兰银行将这120万英镑的资金全部借给了英国国王，并约定年利率为8％。

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前，英国社会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金币和银币。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纸币——英镑。但那时的英镑还不能算真正的货币。当时的英镑相当于一种支票，因为当时主要是黄金在流通，英镑只是记录黄金的单位，本身没有价值。在电影《百万英镑》里，我们可以知道一张英镑的纸币可以签发成一百万，它可以随时兑换成金币或黄金。直到1742年，英格兰银行才开始具有了发行钞票的特权，但它却并不是唯一的发钞行，因为其他大大小小的银行只要有相应的黄金储备，都可以发行流通货币。

源起金银坊

古书《太平广记》里曾记载有一个叫窦乂（yì，音义）的人，眼光独到，由于他帮助了一位姓米的胡人，这个胡人就告诉他，西市的柜坊很赚钱，自己帮助他把整个柜坊盘了下来。中国本没有米姓，姓米的胡人是从中亚米国来的粟特族商人，他们以国为姓。由于这些长途贩运的商人对柜坊有比本地商人更大的需求和了解，所以也更深刻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金融者，金钱的融通，融通的基本要素自然是信用。在唐朝以前，信用的主要方式是借贷，而借贷中的债权方多是政府或是富户。政府的借贷主要面向农户，是政策性行为，富户的借贷是一对一的个案行为，都还没有形成商业性的专门机构。到了唐朝，商业迅速发展，于是早期的专门金融机构开始出现。唐朝首都长安的商业最为繁荣。在长安建城的时候，城内东西两边就专门规划了两个“中央商务区”，叫做“东市”和“西市”。无论是外国来的商人还是国内的商人，都集中在“市”内设店铺。由于大宗商务，像西域来的毛毯、黄铜、乐器，南方来的木材、药材，山东、四川来的丝绸，江西、安徽来的茶叶，湖南来的陶瓷等等都在“市”内交易，这样“市”内的货币流量就相当大，对于商人特别是行商就有许多不便。于是，“市”里就出现了一种“柜坊”，专事代人存储钱币。柜坊替人存钱，等手里有了很多钱后，也会用来放贷。

唐朝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经有了按经营业务区分的“行”。长安的东市、西市共有200多个行，每个行都有头儿，叫“行首”，大概是召集人的意思。外地城市也有行，其中经营贵金属加工的“金银行”最为赚钱。《太平广记》还记述说，苏州阊门内的吴泰伯庙，每年春秋庙会的时候都要祭祀吴泰伯。祭祀时各行各业都来凑趣，争强斗胜，其中以金银行最惹人注目。行首带领各家金银铺，高举彩旗，后面跟上乐队，吹吹打打，胜过所有的行业。可见当时金银行实力之强。

宋朝的商业比之唐朝更为发达，信用当然也随之发展。特别是宋朝出现了纸币和一些有价证券，在商业发达的东南地区，就为金融中介机构的诞生创造了一个契机。在中国，这种中介机构往往依托实力雄厚的金银业而存在。在宋代地方志《建康志》（建康即今南京）中，不但有经营金银买卖和手工制作的“银行”，而且银行在秦淮河北岸聚集，形成了一条“银行街”。这是“银行”这个词汇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南宋时期，银行街正中盖起了一座“规模宏壮”的东南佳丽楼（不要误会，这里的佳丽是佳美、壮丽的意思），成为南京城里的最高建筑，登楼可以北望中原，思念故国。

在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也有这样一条“金融街”，不过街上的店铺不叫银行。南宋人吴自牧写的《梦粱录》里记载，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也就是说首都的银行多了“盐钞引”交易的业务。原来在南宋初年，政府曾经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屯驻大军，军方向政府申请大量军费，却因为婺州交通不便，铜钱难以运进去。于是政府采用了“入中”的老办法，即招募商人向婺州输送粮草，然后发给一份“关子”，商人凭“关子”回到临安去领取铜钱，这样既免了向婺州运送铜钱的负担，又向大军供应了物资。设想是不错，可是当商人回到临安来领钱的时候，却往往不能如愿。因为钱币不足，每天只能发放三分之一的钱币。尽管政府动用一部分盐钞引，也就是食盐的专卖凭证来顶替钱币，但仍然无法满足兑现的要求。时间就是金钱，商人们是不能坐等山空的。于是都城金银铺发现了商机，他们利用自身实力，折价买下这些关子、盐钞，行商自可周转资金，金银铺也利用坐地的时间优势赚取差价。其规模之盛至于整条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这些金银铺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业务发展到了期票交易了。

明清时期的货币实行的是白银和铜钱并存的双轨制。白银与铜钱之间的比价是浮动的。百姓日常小额交易使用铜钱，而商人的大额交易和向政府缴税则使用白银，银铜之间必然发生兑换关系，以兑换为业的机构又出现了。到清代，发展最大的是票号和钱庄。票号的主业是异地汇兑，以山西商人为代表。钱庄的主业是兑换和存贷，以安徽和浙江商人为代表。但是这类信用机构大多是个人或合伙开办的，资本小，地域性强。到19世纪后期，官办的洋务运动和私人的民族工商业兴起，这种旧式的金融机构就完全不能适应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