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下中美经济脱钩风险的领域与应对策略 银行保险信托证券怎么体现金融全球化模式的优势

摘要：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从贸易向产业、科技和金融等领域蔓延，两国经济脱钩风险开始显现。在产业领域，供应链转移难度与产业的产品复杂度密切相关，中国专利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受中美经贸摩擦冲击较大，新冠肺炎疫情将进一步刺激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向境外转移。在科技领域，尽管中美技术脱钩在市场层面存在一定的阻力，但美国政府强推科技脱钩致使中美科技合作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现阶段，金融领域的脱钩风险总体可控，而新冠肺炎疫情却使中美在货币合作方面出现了脱钩迹象，需早预警严防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应全面客观把握全球化的演进规律和方向，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应对中美两国脱钩风险带来的重大挑战，以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逆全球化；供应链转移；产业脱钩；科技脱钩；金融脱钩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绿色发展的产业支撑问题研究”（17CGL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资助项目。

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从贸易向产业、科技和金融等领域蔓延，中美渐显脱钩之势。进入2023年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文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引发需求下降、生产萎缩、贸易受阻、物流中断、失业激增，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巨大风险之中。同时，各国防疫理念、模式及效果的分异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发酵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将本国疫情防范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在新工业革命、贸易保护、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加关税”的“贸易热战”、“卡脖子”的“科技冷战”与“压汇率”的“金融混战”相互叠加，使中美经济脱钩风险加剧，中国应对的压力和难度明显增大。

一、产业脱钩领域与供应链转换难度

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成本优势逐渐弱化，产业升级带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不断攀升，部分传统产能完成梯度转移是必然趋势。然而，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导致传统产业转移整体提速，在转出方向上，东南亚国家也在较短时期内对国内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形成了一定替代；另一方面，推动了中美产业脱钩向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延伸。

（一）中国对美国出口优势逐步向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升级

根据OECD的标准，制造业可分为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和低产品复杂度行业，而产品复杂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决定的[1]。理论上看，生产成本和产业集聚是影响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的两大因素[2]。一般而言，纺织品、服装与配饰、食品饮料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行业因研发投入和专用资产相对较少，产品复杂度较低，产业链较短，生产布局受成本因素影响较大，供应链转移难度较小。医药、计算机及电子产品、交通运输设备、机械、化工、电气设备等专用设备产品制造行业则因产品复杂度高，产业链较长，产业集聚效应突出，供应链转移难度较大。不同行业的供应链转移难度与对美出口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行业的供应链转移难度与对美出口情况 单位：%

注：行业分类标准基于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的编码。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Galindo-Rueda和Verger[1]整理而得，NAICS分行业出口额数据来源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

从表1中可知，近年来，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升直接表现为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的明显变化。1997年，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机械等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对美出口占总出口额比重为36.57%，而到2017年，这一比重已大幅升至59.81%，是中国对美国出口最主要的部门。其中，计算机及电子产品行业出口占比由1997年的20.84%提高到2017年的36.93%。相比之下，同期低产品复杂度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美出口占比由60.46%降至37.62%，纺织品、服装与配饰及皮革制品等中国传统优势产品对美出口占比由25.72%下降为11.38%。这表明，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前，高复杂度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对美出口结构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这既是中国比较优势变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出随着国内制造业细分行业不断成长，中国逐步拥有较为完整的制造业门类，产业配套能力增强，供应链体系日益完善，对于高产品复杂度行业的跨国公司具有较强的投资吸引力。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形成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成为全球通信、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等行业供应链上的重要环节。

（二）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受经贸摩擦冲击较大

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中国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出口受冲击较大。根据美国商务部分行业技术专利强度评估结果，美国专利密集型行业集中分布在五大部门，即化工、机械、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电气设备与其他制造业（包括医疗设备等）。而专利密集度最高的前4名子行业均在计算机及电子产品行业类下，包括惠普、美光、德州仪器等在内的美国专利数量前10名的公司均高度集聚在这一领域[3]。这些行业是美国先进制造的代表性部门，也是中美博弈下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梳理关税制裁清单可见，5大专利密集型行业在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中总占比达到了80%。其中，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和机械这3大行业占比高达75%。如表2所示，按照广泛经济类别（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标准对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进一步分类，结果显示，被加征关税的商品以资本品与中间产品为主，两者占比达73%。其中，约有74%的资本品与64%的零件配件由在华外资企业生产。这反映出在高产品复杂度、高专利密集度的行业，中美之间竞争明显加剧，服务于美国供应链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是美国集中实施关税制裁的对象，且跨国公司所受影响更为突出。正是基于两国这种分工和竞争格局，美国试图通过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恶化贸易环境，打击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运营的信心，拉低企业的市场预期，诱使相关企业回流美国或转移至他国生产，以重塑美国供应链格局，实现与中国供应链脱钩[4]。

表2 BEC标准下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的分类情况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USITC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相关数据测算整理。

（三）中美经贸摩擦的贸易替代效应初步显现

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导致中国输美产品价格上升、关键技术和中间品进口受限，并进一步造成了清单之外产品的产业链联动效应，引发主要经济体对美出口市场份额的动态调整。USITC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15.22%，出口份额回落3.22%，而同期越南、中国台湾、印度和韩国对美出口份额则分别提高了0.66%、0.37%、0.17%和0.17%，这4个国家或地区共计增加1.37%。其中，越南对美出口增速大幅升至34.18%，是增幅最大的国家。由于中国是美国主要进口国中唯一下降的国家，这也意味着越南成为中美经贸摩擦下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替代国。再从细分领域看，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量最大的15类产品均显著下降，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家具及其零件、床上用品、床垫等，道路车辆，发电机械设备等产品降幅较大。在低产品复杂度行业，越南对美出口均有大幅增长。由于低复杂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订单流失具有较高的不可逆性，尽管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早已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后者在吸纳就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创造税收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这一层面看，中美产业脱钩加大了“稳外贸”的难度。而在高产品复杂度行业，中国台湾、印度的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等产品对美出口增长加快，韩国的交通运输和非金属矿产制品在美市场不断扩大，这些国家或地区分散了中国部分复杂产品的对美出口。

（四）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刺激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向境外转移

尽管中国已在高产品复杂度领域具备一定的产业集聚优势，跨国公司转移供应链势必面临高昂的重构成本，但应该看到，这种较高的转移成本主要发生在企业外迁初期。随着海外产能和物流体系逐步布局到位，跨国公司将形成新的生产网络和规模经济。因而在供应链脱钩风险下，政府补贴或相应的刺激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跨国公司战略调整的意愿，而新冠肺炎疫情恰恰成为发达国家推动供应链“内向化”的合理动机。随着疫情快速传播，部分国家以保障食品药品等重要物资供给、维护供应链安全为由，为战略性行业供应链回流和重组提供政策支持。2023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了近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拨付22亿美元专项资金，协助日本企业将制造能力迁出中国，以降低日本对华供应链的依赖。美国随即也推出250亿美元补贴，鼓励本国企业及主要供应商从中国撤出。

鉴于在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是美国最为重视的领域，因而美国供应链转移的目标集中锁定在该类下。通过测算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加征关税产品金额占对美出口额比重，可以估计不同行业遭受关税影响的程度，并以此判断各行业供应链转移的可能性。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高产品复杂度行业中，交通运输设备行业受关税影响最大，加征关税产品金额占对美出口额比重达到40.74%，供应链对外转移的可能性也最大。机械行业加征关税产品金额占对美出口额比重达到35.29%，同样具有较大转移可能性，而现阶段电气设备、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化工等行业的供应链转移可能性相对较小。

表3 中国高产品复杂度行业供应链转移可能性分析 单位：%

注：行业分类标准基于NAICS编码。

数据来源：在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中，占比数据利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清单数据对应NAICS编码整理计算得出。

再看产业转入一端，越南对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的吸引力显著增强。近年来，越南复制中国出口高速增长时期“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发展模式，同时紧密跟进高水平新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相继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签订《欧盟与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对外开放进程明显提速。中美经贸摩擦下，部分中国企业加快对越南直接投资，2017—2018年共有近20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布对越投资公告，涉及纺织服装、电子元器件、电气机械等国内优势产业。另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和2023年中国对越南投资增速分别达到60%和65%。跨国公司也深耕越南，英特尔、优衣库、耐克、阿迪达斯、微软、诺基亚、佳能、LG、富士康、索尼、三星等跨国巨头纷纷在越南开设工厂，中国国内为这些跨国公司配套的部分上下游企业开始跟随型投资，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外移的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试图通过持续升温的“贸易热战”实现供应链重构并非易事。尽管近年来全球价值链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但在微观层面，受制于成本、质量、稳定性和产业生态等因素，跨国公司重建供应链依然面临种种障碍。寻找新的供应商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出规模。即便外资企业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外迁一部分产能，仍难与中国供应体系完全切割。同时，随着抗击疫情取得重大成果，中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快速恢复，2023年中国超过美国，首次成为全球FDI流入最多的国家。由此可见，美国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布局带有浓重的单边色彩。凭借细分领域强大的产能、高效的国内分工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中国本土供应体系具有强劲的韧性，不仅对外资企业形成黏性，而且对中美产业脱钩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二、科技脱钩动因与冲击

（一）中美科技脱钩在市场层面存在一定的阻力

客观地看，过去四十余年来，中美已经形成了紧密的技术依存关系。美国在对华为宣布禁令后不久，又允许华为在未来90天内继续与美国供应商开展业务，以防使用该公司设备的移动网络中断，反映出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相互依存的状态。除了操作系统等通用软件对中国保持开放之外，美国高技术公司至今仍高度参与中国的银行、保险、医疗等行业的数据处理和设施运行，这表明中国作为科技产品全球重要市场的价值尚存。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供应链高度融合的今天，中美各自建设一套独立的技术标准和生态系统的成本极高。全球主要科技公司与制造业厂商均已在现行技术标准下投入大量研发资金、设备和人力，供应链体系及生产技术较为完善，推倒重来风险巨大。因而尽管随着双方博弈加深，中美都有意减少对彼此的技术依赖，但商业领域的利益仍会对技术脱钩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二）美国政府强推中美科技脱钩

为了减少来自商业利益的阻力，美国政府一直紧锣密鼓地为中美“科技割裂”谋化筹备，着手建立法律和监管体系，强化相关领域脱钩的预期，并为市场提供调整时间。早在2018年，美国国会便通过立法，对先进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施出口控制，加强对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审查。进入2023年后，中美科技冷战不断加码，美国政府连续采取单方面行动，阻止所谓中国高科技行业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并通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