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国退民进” 保险金外汇管制原因有哪些呢怎么写的说明

私有化，抑或曰“国退民进”、“国企改制”，其实质是“国退资进” 、“人民退权贵进”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持权抢劫”。

权力·资本·“国退民进”——浅谈“权贵资本主义”

雨夹雪

摘要：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权力”和“资本”是一对分不开孪生兄弟，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资本主义越发展，其“权贵化”的色彩就越明显。今天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权贵“持权抢劫”的行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根本没有什么“人民资本主义”、“法治市场经济”等等“好的资本主义”，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国际共运中权贵集团分子的共同特点是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用改良取代革命，用抽象的社会公正取代阶级斗争。可以说，承认还是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判断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混迹于国际共运中权贵集团分子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是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基本途径。每一次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都是权贵集团的一次盛宴，一次大规模的“持权抢劫”。私有化，抑或曰“国退民进”、“国企改制”，其实质是“国退资进” 、“人民退权贵进”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持权抢劫”。

提纲：

一、“权力”和“资本”：一对孪生兄弟

⒈从资本主义的诞生说起

⒉资产阶级革命使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更加密切

⒊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

二、国际共运中的权贵资本主义

    ⒈“民主社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

⒉苏东剧变中的权贵资本主义

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

⒈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⒉“国退民进”是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手段

⒊保定铸造机械厂改制：通过“国退民进”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

⒋“中国特色”权贵集团的后续计划：从“深化改革”到“颜色革命”

四、何去何从：如何摆脱权贵资本主义

    ⒈摆脱权贵资本主义的准备工作

⒉全面推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来摆脱权贵资本主义

附文：《西方的国营企业及其私有化》

    权贵资本主义是吴敬琏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可惜提了好些年也没有对权贵资本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右派的一面靶子，几乎每个右派张嘴闭嘴都是“不能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新自由主义者吴敬琏、高尚全、周瑞金如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吴稼祥如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谢韬、辛子陵、李锐亦如是——尽管他们谁都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笔者一向是不喜欢“权贵资本主义”这种不伦不类的模糊概念的，但是这个名词这么流行，笔者也就赶赶时髦，谈谈自己对“权贵资本主义”的看法，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尽管到底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谁都说不清楚，但是大体说来，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总跳不出权力与资本相结合、以权谋私、“持权抢劫”这个圈子。笔者今天就围绕权力与资本相结合这个问题谈谈权贵资本主义，未必正确，谨供参考。

一、“权力”和“资本”：一对孪生兄弟

⒈从资本主义的诞生说起

资本主义经济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即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使生产资料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的过程诞生的。资本原始积累对内来说即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用暴力的手段迫使小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并积累资本。它一方面使社会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又使大批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前提条件。资本原始积累对外来说即用武力征服殖民地，抢劫金银财物、贩卖奴隶等手段来聚敛财富。这两种手段的关键都是政治强制力，因此资本主义从诞生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权力的印记。

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典型案例。15世纪末叶、16世纪初叶，新航路的开辟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往往10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20英亩的耕地。英国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地主贵族最初圈占公有地，后来圈占小佃农的租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曾经有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上诉书中写道：“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作为自己所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行夺取了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诉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凶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子儿女的号哭。约翰·波米尔为了圈占我们的土地，不惜将我们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我们现在连生命都难保全。” 在这种强行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以前以各种形式租种的土地，无论是以前定下的终身租地，还是每年的续租地，都被贵族强行圈占了。这些成为牧场主的贵族们还互相攀比，使他们的牧业庄园变得越来越大。在圈地运动同时，都铎王朝从亨利八世开始颁布了一系列迫害破产农民和禁止流浪的法令。马克思形象地称这些法令为“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 “血腥立法”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开始时，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学徒，当苦役。就这样，在这种残酷的强制下，一无所有的农民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马克思指出：“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其他国家的情况与英国类似，资本主义无一不是通过政治强制力掠夺广大劳动人民才诞生的。北美是依靠“西进运动”掠夺印第安人土地。法国资产阶级是通过大量贷款和包税，串通财政部官员窜改帐目，大肆掠夺国库。这一时期的基本经济政策是重商主义，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它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就这样，在政治特权的保护之下，一个新的权贵集团——资产阶级诞生了，英国主要是新贵族，法国主要是包税人，北美主要是种植园奴隶主。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初，一方面资产阶级享有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人民的权益遭到空前践踏，出现了奴隶制或农奴制的再版。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持权抢劫”。

⒉资产阶级革命使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更加密切

资产阶级革命标榜自由平等，其实不过是一小撮资产阶级新权贵和老的封建权贵争权夺利，其结果要么是新权贵取代老权贵，要么是新老权贵联合对付广大人民，其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持权抢劫”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变本加厉。

在政治上，资产阶级革命并未废除少数人特权。相反，在理论上，资产阶级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纳税人”理论，把政治特权合法化。“纳税人”理论强调国家是靠税收支持的，只有拥有巨额财产的、能够缴纳高额直接税的人才有资格过问政治。国家也要为这些“纳税人”服务，而广大人民的死活则国家不用管。像美国印第安人不纳税，所以屠杀印第安人合情合理；黑人由奴隶主代替纳税，所以奴役黑人理所当然。“纳税人”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表明国家政权是为一小撮权贵服务的。在实践中，实行高额的财产资格限制。英国是自由产业所有者年收入40 先令以上的人拥有选举权。从1689 到1832 年，英国的选民人数1715 年大选时最多也只有250700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4.3%。法国经过几次折腾，1830年七月革命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财产为标准的选举和被选举权，也再次被《宪法》确立。《1831宪章》规定年缴纳直接税200法郎的人才有选举权，年缴纳直接税500法郎的人才有选举权。全法国3000万人口中有选举权的只有160700人，有被选举权的不到4万。美国出席各州宪法批准会议的代表仅由当时约400万人口中的15万人选出。美国《1787年宪法》制定后，对于民主权利的财产限制更加严格，拥有被选举权资格的，在清教徒众多的马萨诸塞洲，为5000美元，在南卡罗来纳州为5万美元，等等。回过头来看，当时的5000美元，大概超过今天的500万美元。实际上，甚至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也相信，在一些通过了宪法的州中，多数民众反对宪法。今天，西方国家尽管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已经淡化，但是被选举权事实上仍有财产资格限制，特别是基本政治理论仍然是国家政权要为一小撮权贵服务的“纳税人”理论，因此仍然是权贵政府。

在经济上，资产阶级掌权没有给本国和世界劳动人民带来一丝一毫的好处，相反更加疯狂的“持权抢劫”。如果说资产阶级掌权和旧政权有何区别，只能说对内掠夺本国劳动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行径变本加厉。在英国，过去都铎王朝表面上还颁布了几个反圈地的法令，资产阶级则大力鼓励圈地。政府通过议会立法使圈地合法化。地主贵族依靠国家机器，强迫农民服从圈地法案。从1709 年起，圈地运动合法化了。国会不断通过圈地法令，批准地主圈占农民土地的申请。1760 年以前，国会共发布208 项圈地法令，侵占村社农民土地达31万英亩；1761—1796 年，圈地法令有1482 条，而1797—1820 年又发布1727 条，一共约圈地318万英亩。18和19世纪，英国议会共通过了4763件有关圈地的法案，共批准圈占 269万公顷共耕地和公有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北美人民同样并未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将如花似锦的年华，献给了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而得到的却是赤贫和忘恩负义，连已经拖欠了"四年、五年，可能六年"的薪饷，大陆会议也不支付。"他们负债累累，腰无分文，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各州政府还纷纷颁布债务法令，逼迫借债人按当年硬币数额折价偿还债务，对逾期不偿还者给予法律制裁。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卖掉了自己最后的一块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原想到西部去垦荒，但战后的邦联政府仍然继续实行山禁政策，完全剥夺了广大下层劳动人民购买土地的机会。独立战争后不久，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州都爆发了人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786 年由谢司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样，在国内外人民的鲜血和白骨之上，资本主义推进了一大步。

这一切清楚的表明，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诞生之初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色彩，相反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新制度是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更加密切的权贵资本主义。

⒊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

当代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更加密切，权贵资本主义的色彩更加明显。下面以美国为例谈谈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权贵化”新特点：

社会结构凝固化，财富世袭化。“统计结果表明，在1900年，美国最富有的人中只有39％来自社会的上等阶层，但是50年之后，最富有的人中有68%是靠继承遗产致富的，而70年代以来，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80%以上。反之，在1900年，美国最富有的人中有39％是从底层奋斗上来的，而70年代后，成功率只有4%左右。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小了。” （《美国社会透视》）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美国人口普查局发表的国内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衡量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又创新高，达到0.469，更新了1967年采取现行方法进行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 ……报告显示，美国家庭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美国最富有的20％家庭中位收入上涨了2.2％，即3592美元，达到16.6万美元，占全体收入的50.4％。而最贫穷的20％家庭中位收入仅上升了0.2％，即17美元，达到11288美元，占全体收入的3.4％，创下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比例。……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许多美国人无法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险服务。根据普查结果，在美国全国，大约有15.7％的人口（即466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5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呈上升趋势。”（《美国贫富差距创下40年新高》http://news.sohu.com/20060831/n245081903.shtml）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2007年，1%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收入占所有美国人收入的21.2%,这一比例比2005年的19%有显著提高，也超过了2000年股市大牛市时创下的20.8%的历史记录。富人更富的同时，穷人也更穷。数据显示，位于收入下方50%美国人的收入只占全民收入的12.8%，低于2004年时的13.4%。

官商勾结日益公开。“据英国《独立报》1月29日报道，前一周，美国遭遇一场灾难，未来数年，这场灾难的影响依然深远，而且会扰乱全球政治。这件事没有像奥巴马的国情咨文那样引起媒体关注，不过它已成为让美国政治走向残酷与混乱的最大症结。……最高法院裁定，公司可以在竞选期间打政治广告，而且不会给它们为此花费的资金设定上限。众议员艾伦·格雷森说：‘从根本上说，这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制度化、合法化。现在公司可以酬谢与它们合作的政客，同时置不合作的政治家于死地。以后甚至不会再听到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这样的称谓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通用电气的参议员或来自微软的参议员。’要想弄明白这一新政策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只需看看当前的情形：公司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就已经控制了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来看一个简单而且每个美国人都能看到的例子：医保。2/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为全体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结果却是否定的：因为当前这种不覆盖穷人、能够以‘不适合予以保险’为由拒绝病人参保的保险制度让私人保险公司发了大财。所以它们掏钱给政客，让保险制度继续漏洞百出。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今是在公司的牢笼中运作。要想竞选政府公职，就要拿公司的钱，进而也就要为公司的利益服务。公司经常是在公然地贿赂政客，现在已经到了游说人员往往能够草拟国家法律的地步。正是这种腐败让奥巴马在上任的第一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如果参议院属华尔街所有，你又如何重新调整银行？如果大石油公司给了你进入美国政治圈的邀请函，你又怎么能和以抢夺石油为宗旨的外交政策一刀两断？”（《华盛顿的腐败正在扼杀美国的未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896102.html）

依靠政府支持发展虚拟经济——金融业，其实质是金融寡头在国家政权支持下剥夺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赌博游戏。例如，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为防止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经济，经过一年多加息，美联储又大幅度减息，从2 0 01年至2 0 0 4 年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低到过去近50年来的最低点1%，30年固定按揭贷款利率从2000年底的8.1％下降到2003年的5.8％，1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房贷利率的降低被认为是带动21世纪以来的美国房产持续繁荣、次级房贷市场泡沫化的重要因素，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在房地产泡沫中获得了暴利，广大人民先是饱受高房价的困扰，然后是饱尝经济危机的打击。这种当代的“持权抢劫”如果没有政府支持，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交替使用国有化和私有化剥夺劳动人民。首先，美国的“国有化”，实质是利用国营企业来津贴私有部门，是用“低价卖、高价买”来保证私有大企业获得高额利润。例如，美国有色冶金企业是用电大户，他们就购买美国国有发电站的廉价电力而不买私有电力公司的电力。于是，私有电力公司要求政府把国营发电站“卖给”它们。首先反对国有发电站私有化的就是私有的有色冶金企业，因为它们知道，国有发电站“私有化”后，电价要上涨，对它们很不利。最后达成妥协：国有发电站继续以低价向冶金业的私有大企业供电，但不得向居民等零售电力；国有发电站只能以低价向私有电力公司供电，再由私有电力公司以高价零售给居民。其次，在市场上商品供过于求时，美国政府经常采取强令国营企业停工的办法，来保证私有大企业充分开工。例如，在1965年，具有强大制造能力的美国国有造船厂大部分都被迫停工，因为国家把军用船只制造任务的80％交给了私人造船厂制造。最后，美国政府搞私有化，实质是通过廉价出售让资产阶级合法地掠夺国有财产。“二战”中，美国为满足军需生产和运输需要，兴建了大量国有企业，添置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战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间），美国政府把大量的不动产，特别是大量的运输工具，出售给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间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们的原价是32.5 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是77.5亿美元），还有运输机、汽车等，这些财产大体按原价的15％卖出。另外，许多不需要重新装备就能生产商品并获得巨额利润的冶金企业，也廉价出售给私有公司。例如，用1.7亿美元兴建的一个矾土厂、两个制铝厂、三个轧铝厂，只以0.567亿美元售给“雷诺斯金属公司”。建于犹他州的价值2.2亿美元的钢铁厂，以0.475亿美元卖给“美国钢铁公司”。美国政府共将帐面价值170亿美元的工厂和设备，以41亿美元（即原价的24％）卖给私有企业。美国政府廉价出售的这些国营企业，实际投产只有3年到8年。这是国家拿人民的钱向资产阶级送礼，是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形式来掠夺国有财产。就这样，美国政府通过交替使用国有化和私有化，源源不断的把广大人民的财产转入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权贵手中。（本段主要参考了《西方的国营企业及其私有化》）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权力”和“资本”是一对分不开孪生兄弟，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资本主义越发展，其“权贵化”的色彩就越明显。今天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权贵“持权抢劫”的行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根本没有什么“人民资本主义”、“法治市场经济”等等“好的资本主义”，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

二、国际共运中的权贵资本主义

    ⒈“民主社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也称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19世纪初，恩格斯逝世后，在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影响下，社会民主主义逐步演变为一种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议会道路来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又叫修正主义。今天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信奉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基本主张是否定阶级斗争，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民主社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无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中“成功人士”的卖身投靠。地位已经处于无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中的领导层或享有特权的部分人士，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或已经实现了由“无产阶级”过渡为“有产阶级”的成功人物，即工人和劳动大众中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或变成了“管理工作者”。由于这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阵营里的一个有机组成分子，成为了代资产阶级管理无产阶级劳动大众中的“贵族”或“官僚”，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会站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说话，鼓吹“民主”地、“和平”地参加政府的好处，成为修正主义的积极提倡者、拥护者和推行者。由于这些“成功人士”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权贵，最终不可避免的会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今天民主社会主义的本性已经暴露的很充分了：

首先，当前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公开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第二国际分裂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为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标志，反对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但是仍然宣称自己关心的是社会的平等，关心如何消除由于不公正的分配而带来的经济剥削，大多数社会党仍然宣称遵循马克思主义。20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凸显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性”，而将“社会民主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在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推动下，“社会党国际”于1951年6月3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大会上重建。大会通过《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的宣言，简称《法兰克福宣言》，正式将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明确宣布“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人的意识形态，公开宣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包袱”。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从“民主社会主义”再次改为“社会民主主义”。意在和苏联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这种改变意味着，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的“民主主义”。他们认为，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制度，公开宣称抛弃了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包袱”。

其次，当前社会民主党人在其操纵的工会中竭力培育官僚特权，勾结资本家压迫工人。以瑞典为例，在过去的20年里，瑞典劳工法律变得越来越具有压制性：提高非法罢工的罚款、延长了罢工前的通知期、设置政府机构（国家调解办公室）进行强制仲裁、而且该机构还拥有推迟罢工和工业行动的法定权力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或是由社会民主党议员提出或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工会内部开始了对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力量的政治迫害；二战结束时工会所具有的工人民主的成分此时被完全消除了。左翼被彻底地边缘化和消声。工会日益变得官僚化和集权化，并为具有高薪的全职工会官员所控制，（而他们全都是持有党员证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普通基层会员没有任何管道可以影响决策和政策。

再次，近年来社会民主党人宣传“第三条道路”，主旨是要改造福利国家，即消减社会福利。以瑞典为例，儿童福利金遭到了削减。失业保障金从1993年前原有收入的90%在1996年削减到了只有原有收入的75%。但是由于失业期间，人们仍然需要支付失业保险金，所以越来越少的工人能拿到原有收入的75%。此外，病假工资也被削减，普通人变得更加难以获得住房补贴。在1998执行的个人额外补助养老金体制改革，导致养老金储户无法保证获取高额养老金。社会保障制度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这些对普通民众的打击引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最后，近年来社会民主党人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制造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瑞典为例，资本集中程度要比大多数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据统计，瑞典50％的股票 为只占人口l％的股东所占有，其中20家大股东拥有全国大公司股票的86％，而1984年领取救济金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1945年(占 6．2％)相当。即使建立"雇员投资基金"之后，基金收入的4／5仍归资本家支配，只有收入的1／5作为专门基金。从20世纪90年代起，卫生医疗行业也开始向私人开放。理论上只要在瑞典缴纳税收就应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福利。但这只不过是纸面文章而已。事实上，除了税收当你看病时，还需要支付诊疗费、住院等各种费用，而且费用数额几年来一直在增加。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现在瑞典有85万人负担不起看牙医的费用。

此外，近年来社会民主党人日益脱离群众，其不断右转的政策遭到劳动人民强烈反对，影响日益下降。以瑞典为例，长期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仅次于奥地利社民党在欧洲各党团中党员占选民比例最高的政党。在80年代中期曾经宣称有120万党员，而这个国家总共只有830万居民（1985年的统计）。成员大部分都是作为地方工会的会员以集体党员身份加入的。然而，一旦在1990年取消集体党员后，社民党领导层将工会视为“数个压力团体中的一个”，党员人数开始急剧下降。到1991年时党员数量已经降到26万；自那时开始，社民党几乎每年丧失近万名会员。（以上主要参考了《支离破碎的福利国家与子虚乌有的社会主义》）

这一切表明，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领导者，已经完全蜕变成了和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权贵。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和右翼政党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⒉苏东剧变中的权贵资本主义

苏东剧变的实质，是这些国家的领导集团长期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下面仅以苏联为例谈谈这个问题：

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 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但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不过，这些人的存在构成了权贵集团的萌芽，为以后的领导集团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发展权贵资本主义奠定了社会基础。

赫鲁晓夫掌权后，利用权力大力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权贵集团形成并发展起来。一方面赫鲁晓夫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领导岗位上。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说，据统计，经过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年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再拿地方各级组织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鲁晓夫集团借口所谓“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会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集团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以上两段参考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权贵集团进一步膨胀。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他从片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发展到形成领导干部事实上的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终身制，客观上容易使特权阶层队伍不断扩大，为了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