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过去了，那部央视纪录片中的学霸和学渣，怎么样了 黄金投资理财好做吗现在怎么样了

高考的战鼓已经擂起，号角已经吹响，孩子，请你勇敢亮剑吧。

只要一直坚持，不断奋斗，终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些曾经看似难以跨越的鸿沟早已被时光磨平。

作者 | 可乐妈

这两天正值高考。

我也恰好在网上看到了一部关于高考的纪录片。

它讲述了福建省一所普通中学里一个高三毕业班的真实生活。

其中，有善良严厉的班主任、紧张刻苦的尖子生、逃避生活的“差生”，还有焦虑紧张的学生家长……

仿佛让人一下子又回到了那简单而又沉重，痛苦却又充满希望的高三生活。

它就是——《高三》。

《高三》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实。

纪录片一开始，班主任王锦春就站在讲台上，认真又不乏幽默地对学生们说：

“高三这一年，大家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 “你给我拿出半条命来，我不要你一条命，因为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同学是因为读书读得非常勤奋、很刻苦，就不行了。”

每个人的学生时代，似乎都曾遇见过像王锦春这样的老师：

他用心地备课、上课，鼓励没考好的学生；

将每一个孩子的特点牢记于心，坚定地告诉家长：

“她是很自觉的女孩，你就平时对她生活上多关心，其他的工作我会来做。”

但同时，面对懒散、堕落的学生，他也会大发雷霆，甚至口不择言：

“考场上睡觉，现在又不起床，你这个人是一点救都没有了。” “不要读了，读个鸟！” “你根本就不像一个农民的儿子。”

爱之深，责之切。

王锦春比谁都清楚，眼前的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偏远地区。

家里要么务农，要么做点只能糊口的小生意。

而这些天生没有伞的孩子，想要摆脱父辈的命运，唯有高考这一条路而已。

随着黑板左上角的高考倒计时的数字不断缩小，班里紧张的氛围也越来越浓烈：

每天5点30分起床；

6点开始早自习，背政治、读英语、念课文……

各种嘈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组成一首宏大的交响乐；

课桌上的试卷和课本垒得越来越高，座位上的学生们却都低着头奋笔疾书；

9点50分回到寝室，和舍友互相提问，几分钟后，熄灯了。

洗漱完毕后，第二天又重复着这样的生活。

周而复始，等待着高考来临的那一天。

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有几个极具代表性的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班里的优等生，林佳燕。

与大众印象中的寒门子弟一样，她内向、早熟，言谈举止间还带着些许自卑。

但同时，她也是最渴望通过读书完成逆袭的那类人。

她一出场就是侧着身子，偷听着上一届高三毕业班的报考消息，把老师说得“638分报北大可不稳”牢牢记在了心里。

每次镜头扫过，她总是在捂着耳朵大声背书。

甚至同学们都睡了，她还在挑灯夜读。

在日记里，这个要强又敏感的少女一字一句地写道：

“我怕考砸，我每天都在退步，别人天天在进步。 我开始失眠，我怕别人笑，我怕父母骂，我怕失败。 所以，佳燕，咬紧牙闭上眼睛，拼命向前！”

另一个是班里的中等生，张兴旺。

他早年丧父，刚上高一，母亲再婚了。

正因如此，原本就内向的张兴旺变得更加沉默寡言，甚至有些钻牛角尖。

有一回，因为数学成绩不理想，他喝得酩酊大醉，瘫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捂着脸痛苦地抽泣。

后来，在距离高考只有十四天的时候，他更是因为害怕，选择了留书出走。

还有一个，是班里的“吊车尾”，钟生明。

他白天旷课，在宿舍补觉；

晚上翻墙，和几个同学一起泡网吧。

班会上，他更是插着兜口出狂言：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像我一样的差生可以做到不气馁或者不放弃。 有句歌唱得好，也许有一天，我们再相逢，睁开眼睛看清楚我才是英雄。 我送大家一句话：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临近高考时，因为翻墙，钟生明和几个同学被保卫处抓了，学校要给他们处分。

面对校领导、老师、家长齐上阵的场面，另外一个同学立即乖乖承认错误，倔强的钟生明却始终一言不发。

最后，更是狠狠撂下一句“我随便学校处分，可以了吧”后扭头跑掉。

金字塔顶端的优等生、沉默的中等生和让老师、家长头疼不已的差等生……他们就这样构成了高三考生的众生相。

到了纪录片的尾声，班里有一个名叫谢怡的女孩唱起了那首《那些花儿》：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她们开放。”

而这部纪录片自2005年问世，到如今，也已经过去了17年的时间。

通过记者的跟踪采访，我了解到当初那些孩子的现状：

优等生林佳燕如愿考上了一所位于北京的985高校，中央民族大学。

然而，进入大学后，被高分录取的她每次填表遇到“特长/爱好”这一栏时，却只能尴尬空着。

有一次，她做家教时，遇见了一个厌学的小学生。

她望着对方修长的手指，鼓励道：

“等高考结束，你可以去学钢琴。”

没想到，小学生却告诉她，自己早已过了钢琴十级。

林佳燕一时语塞，她回想起了自己人生的前18年，发现竟然只有学习和农活。

这种巨大的落差，一直延续到她毕业之后。

虽然毕业于名校，收入也一直在稳步提升，但却怎么也赶不上北京那遥不可攀的房价。

直到结婚，她依旧只能租住昌平的两室一厅。

她告诉记者：

“在北京十二年了，我还在为生计奔波。 如果说改变阶层，可能要几代人的努力和运气才行。”

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儿子，她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