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研究：“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障碍与对策建议 外汇管制严格的国家有哪些

中银研究：“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障碍与对策建议2023年07月30日10:31    作者:中银研究  (0)+1 我有话说

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赵雪情）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落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开启了全新格局，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七年来，“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度逐步提高，货币合作不断深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然而，该区域政经形势复杂多样，相关制度与市场建设尚不“成熟”，人民币使用依然面临一些障碍。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良性互动发展，需要构建以商业性为主、政策性为辅的可持续循环模式与架构。

一、“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情况

七年来，“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接纳度和使用率不断提高。2023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理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2.73万亿元，同比增长32%，较三年前提高逾1倍，在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中占比达13.9%。其中，货物贸易收付金额7325亿元，直接投资收付金额2524亿元。根据中国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调查，2023年“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仍以结算为主，约占总体业务的57%（图1），约71%的受访“一带一路”沿线企业计划使用或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比例，较境外受访企业高2个百分点。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马来西亚、匈牙利等沿线国家企业及机构开始发行熊猫债、参与银行间市场交易，积极开拓人民币投融资路径。

人民币与“一带一路”货币外汇交易取得突出进展。随着“一带一路”经贸往来更加密切，人民币对沿线货币外汇交易不断增加。在全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实现对9种沿线货币直盘交易，包括阿联酋迪拉姆、沙特里亚尔、匈牙利福林、波兰兹罗提、土耳其里拉、泰铢、新加坡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以及俄罗斯卢布；在银行间区域交易市场，我国分别在新疆、内蒙古、广西启动人民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蒙古图格里克、柬埔寨瑞尔的外汇交易，对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增进区域经贸往来具有积极意义。2023年，人民币对“一带一路”沿线货币外汇交易规模达2042亿元，同比增长43%。然而，相较于美元、欧元和港元，“一带一路”货币在我国人民币即期外汇交易中仍处于极低比例，2023年和2023年上半年交易份额分别为0.37%和0.30%。

人民币成为区域重要储备货币选项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我国先后与沿线21个国家货币当局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东盟“10+3”考虑将人民币纳入清迈协议安排，人民币开始显现区域储备货币特征。马来西亚、白俄罗斯、柬埔寨、菲律宾、沙特阿拉伯等沿线国家均已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俄罗斯在“去美元化”背景下甚至将人民币储备份额提升至15%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一季度，全球人民币储备规模达2214.8亿美元，占国际储备总额的2.02%，创历史最高水平。

人民币清算网络与银行布局不断拓展。当前，“一带一路”沿线8个国家已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表2），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资商业银行成为“一带一路”人民币推广使用的主力军。截至2023年末，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9家一级分支机构。以中国银行为例，截至2023年末累计跟进沿线重大项目超过600个，沿线机构全年办理人民币清算量超过4万亿元。此外，汇丰、花旗、渣打等外资银行也看好“一带一路”前景与人民币业务，加大资源投入与金融合作。

二、“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面临的主要障碍

近年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落地、生根、成长，结出丰硕果实，但也存在诸多挑战。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区域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国际货币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一带一路”建设及人民币使用均面临冲击。

一是政经环境复杂多变、风险交织。“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制度与文化差异较大，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大国博弈、政局动荡、经济转型致使不可控、不可预测因素众多。特别是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国家面临深度经济衰退与政局更迭动荡风险。尽管东南亚已度过感染高峰期，但印度、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国、伊拉克等国疫情不断恶化（表3），正在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部分行业供应链萎缩甚至断裂，人流、物流阻滞，将进一步增加相关项目建设以及人民币使用难度。

二是金融体系欠发达，存在双重脆弱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体系处于发展之中，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限，资本实力相对较弱，高度依赖外资，存在双重脆弱性。从内部来看，表现为“高杠杆+外资化”。过去十年，“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债务持续增长至71.1万亿美元，杠杆率达219.7%，创历史新高。西方资金持续渗透深耕，在匈牙利、印尼等国政府债务以及权益资产中占有较高比重（图2）。从外部来看，表现为“高外债+赤字化”。一些新兴市场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如乌克兰经常项目赤字规模占GDP比重达3.2%。为了保障国际支付，支撑经济发展，新兴市场大量举借外债，其中美元融资占比超过80%。在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的双重金融脆弱性进一步暴露并加剧，引发资本外流、市场震荡和债务风险上升，致使“一带一路”建设可能放缓，危害人民币存量业务安全和增量业务可持续性。

三是外汇管制严格并存在较强的货币惯性。“一带一路”沿线普遍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自由度和开放度有限。其中，47个国家对跨境资金流动存在限制，33个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越南央行于2018年末发布《越南-中国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指引》，突破了原有政策只允许边境地区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限制，但人民币仍然只限于边贸结算使用。当前中资企业在蒙古、埃及、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不能直接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和投资结算。

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并非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但对美元、欧元等存在较强的货币使用惯性，强大的网络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人民币接纳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汇率盯住美元，以美元为基准进行其他外汇定价，东帝汶等国甚至直接将美元列为法定货币。目前，老挝只办理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和泰铢的汇兑业务；格鲁吉亚央行要求居民外汇账户存款须缴纳准备金，非欧元外币存款准备金需以美元形式缴纳；乌兹别克斯坦95%的贸易由美元计价。

四是成熟完整的人民币使用体系尚未形成。从跨境使用来看，相较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并未充分进入我国金融市场。截至2023年末，仅有23个国家的48家银行在华设立了机构。当前，我国704家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外汇即期会员中，只有阿联酋、马来西亚、新加坡、匈牙利、印尼、斯洛伐克等国十余家机构；“债券通”561家入市机构中，除中资银行海外分行外，仅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阿联酋、泰国等沿线机构参与银行间市场交易（表4），直至2023年6月“债券通”才迎来首批俄罗斯投资者。从离岸使用来看，除了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外，“一带一路”沿线离岸人民币市场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人民币资金沉淀有限，企业缺乏投融资平台，获得人民币后也大多选择兑换成本币或美元等主要货币，大大降低了人民币持有与使用动机。此外，疫情冲击下，全球货币大放水，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处于零利率乃至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一带一路”沿线美元、欧元融资动机，抑制了人民币信用扩张。

三、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未来，二者深化互动发展，需要构建以商业性为主、政策性为辅的可持续循环模式与架构。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攻关，为“一带一路”人民币使用搭桥铺路。目前，我国仅与越南、老挝等9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下一步，我国应加强政策攻关，深化区域货币合作，着力降低甚至破除沿线国家外汇管制障碍。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