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家族基金会应走“公益信托+基金会”模式 家族信托基金安全吗现在怎么样

家族基金会可以办成最好的基金会

《中国慈善家》：你从2011年前后开始在大陆倡导发展家族基金会，到现在有四年多了，你怎么看待家族基金会这四年来的变化?

徐永光：应该说势头越来越明朗，因为制度建设滞后和专业支持不足，家族基金会发展还不够快，但它已经逐步地被富人了解和接受，一些家族基金会也开始高调亮牌子，特别是老牛基金会，是一家比较地道的家族基金会，像是在原汁原味地仿效洛克菲勒基金会。牛根生的第二代也成立了老牛兄妹基金会。

在浙江注册的马云基金会未来有可能成为中国或者亚洲最大的家族基金会，他以阿里巴巴股权在新加坡设立的公益信托，正是这个基金会的“金主”。

王健林虽然还没有启动自己的私人基金会，或者家族基金会，但他告诉《中国慈善家》杂志，将来要捐出个人90%股权的基金会就叫王健林基金会，那自然是家族基金会。

听说李彦宏也准备成立家族基金会。他已经有家族办公室，家族基金会一般是家族办公室或家族信托的必然选项。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条规律：已经做的、或者打算要做家族基金会的，有的是个人或公司有国际化背景，有的是主动走出去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的慈善模式和理念，不是闭门造车，拍脑袋想出来的。

随着中国财富代际传承密集期的到来，第一代开始考虑财富的家族传承模式，家族慈善都会在思考之列，家族基金会的势头会越来越猛。

《中国慈善家》：你把家族基金会称为家族精神和财富创新的发动机。在很多人眼中，慈善是一种散财、花钱的行为，它如何加强财富传承?

徐永光：一百多年前，卡内基写《财富的福音》的时候说，“当今富人的罪恶不在于他们吝啬，而在于滥行布施。”好多穷人是政府和慈善家养出来的。慈善资金怎么用，如何才能散财有道、有效，如何用创新的手段真正去改变社会，这是对家族慈善投资理性和智慧的考验。

公司做慈善，往往有提高企业美誉度的需求，带有私利;还要迎合公众的喜好，容易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家族基金会则没有市场利益的诉求，更重要的是，家族基金会和公司基金会相比，前者资金投入的自由度、选择性要宽得多，抗风险能力也更强。

《中国慈善家》：你之前还提到，家族财富传承的两个必备条件是家族文化的凝聚、家族慈善的传统。但是，对于大陆的大多数家族而言，这两个必备条件现在似乎都很薄弱。家族基金会给家族带来的价值在哪里?

徐永光：财富传承，除了资本外，还有文化，家族慈善对于家族文化的传承往往会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我曾经拜访过一个美国家族，他们的父辈留下一笔钱，搞了一个不大的家族基金会。主人告诉我，家族基金会对他们的好处是让家族更和谐，让子女更幸福。我问这话怎么说呢?他们告诉我，几个兄弟姐妹平时很少见面，因为有了这个基金会，他们每年要开会，研究、讨论基金会该怎么做。另外，他们会根据家族下一代的特点来进行分工，有的管理家族的商业财产，有的管理家族慈善。

《中国慈善家》：国外的家族如何培养下一代做慈善?

徐永光：国外的家族财富管理，有一套很成熟的模式和非常强的专业服务机构，比如家族办公室制度。现在把这些模式引进中国是时候了。家族办公室除了负责家族财产的投资理财、家族慈善制度的建立，还会为家族财富和文化传承订立《家族宪章》，经过家族成员讨论，形成家族世代传承的“成文法”。有了《家族宪章》，中国常见的“兄弟分家，拔刀相见”的麻烦就少见了。

《中国慈善家》：有点像公司章程。

徐永光：对。他们家族财富的安排，一定是有商业和慈善两条线，包括人员的分工。美国一些财富家族的后代，很小就被安排去学慈善专业，到国内外社区学习如何做慈善。洛克菲勒家族还有专门培养家庭成员做慈善的基金会―洛克菲勒家庭基金会。

香港的陈启宗家族也是如此。家族里商业头脑好的，就负责多挣钱，有的则专职做慈善，负责花钱。陈氏家族有很多基金会，分工非常明确，制度也很规范。择善基金会是很有名的创新型基金会。

家族办公室实际上就是家族财富信托。这种高度专业化的财富信托模式可以使财富更可持续、更安全。因为不是家族成员自己拍脑袋决定，财富怎么投资，怎么安排，都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打理。

《中国慈善家》：你对家族基金会评价很高，并且对其寄予厚望，认为它可以办成最好的基金会，甚至可以改变世界慈善的模式?

徐永光：它不光是改变世界慈善，在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和改变世界上，它可以说有无限的可能性。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

徐永光：这跟家族基金会的资金性质和诉求相关。第一，家族基金会的资金非常独立，就是家族自己说了算，不受别人的控制、制约。那么，他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完全可以去研究社会问题，发现社会问题，然后对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项目进行风险投资。

比如盖茨基金会，他们把大量的钱投入包括艾滋病等一些疑难疾病的药物研发，这种研发的成功率很低，失败率很高，药品公司出于趋利的动机，不愿或不敢投入很大研发经费去担风险。还有一些创新项目的研发。我看过一个视频，一台设备，一头进去人的大小便，经过处理后出来纯净水，盖茨用杯子接来就喝。这台设备投入一百万美元，可以解决10万人的饮水问题。这对于非洲缺水地区有极大价值。

家族基金会可以为类似创新项目独立承担风险，赔了是自己家族的捐献，别人管不着，如果是社会募集来的捐款就很难这么做。

第二，家族基金会一般都会追求卓越，因为承载着家族的光荣与梦想，后代不能乱来，辱没先人。要举例，最出色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家族创造了112块诺贝尔奖奖牌―建于1891年的芝加哥大学收诺贝尔奖牌87块，建于1901年的洛克菲勒大学收24块，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解决南美和亚洲缺粮国家粮食问题的“绿色革命”，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家族基金会和家族慈善投资能够创造如此成果，够我们的清华、北大汗颜。

还有，家族基金会没有腐败。因为腐败是去贪污别人的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再贪污回去，这个不合逻辑。有人认为家族成员控制了基金会以后，容易搞腐败，这种担心不合常理。

家族基金会不必避讳“家族”二字

《中国慈善家》：2014年你提到，“家族基金会这个话题，甚至在国内找不到人来讨论，大家觉得家族基金会不是一个好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个困境?

徐永光：中国的传统很推崇家族慈善，《易经》里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传统文化里具有教义性质的话，它表明家族慈善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是有的。可能因为家族基金会是一种现代慈善模式，中国人还不能完全理解、接受这种现代化慈善制度和运行模式。在欧美，家族基金会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了。建于500年前的德国福格尔基金会及其经营的养老社区，今天还是德国旅游的一个慈善景观。

《中国慈善家》：所以家族基金会发展的状况跟社会成熟度也有关系?

徐永光：中国面临社会信用崩溃的大问题，谁都不信谁了，连老人跌倒要不要扶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信用环境下，办家族基金会担心受到道德绑架，甚至无端的道德审判，是可能的。所以，有些基金会明明是家族基金会，但他们自己高调否认，就是因为恶劣慈善环境的影响。这些需要全社会努力去改变。

《中国慈善家》：大陆的家族基金会虽然整体没有发展起来，但目前也有个别基金会做得不错，比如老牛基金会。那么，他们有哪些经验值得后来者学习?

徐永光：老牛基金会一直在学洛克菲勒基金会，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可能是牛根生的理想。但是，他不敢高调，上《中国慈善家》杂志封面还犹豫再三，还要我去说服。我希望他能够高调一些，更加理直气壮地传播家族基金会的理念、做法和成功的模式，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