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力量｜专访王宏远：公募基金23年如何从自卑走向引领 信托基金参与主体

【编者按】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为起点，2023年12月19日，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建立已满30年。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改革创新，发展壮大，今日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

在此特别的历史节点，澎湃新闻推出《市场的力量》专题，专访30位中国资本市场的标志性人物，回望30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时刻，展望下一个30年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王宏远

26岁任基金经理、27岁任基金公司投资总监，由前海开源基金联席董事长王宏远保持的这一纪录，在国内公募基金行业中，至今尚无人打破。

从一个财经专业的学生，入职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成为最早期从业人员并获年度冠军的基金经理、基金行业至今为止最年轻的基金经理和投资总监、第一个从普通员工成长为基金公司董事长。23年来，王宏远的个人命运与中国资本市场紧密相连。

“宽广笔直的河一般都是人工河，自然河流都是百转千回的。”近日，王宏远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表示 ，如果把中国的资本市场比喻成一条河流，一定是一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互作用的“自然河流”。

王宏远总结了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六个变化。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股市长期处于新兴加转轨市场。在新兴加转轨的前提下，中国资本市场这条自然河流修正的下一站是达到国际通行惯例，即实现全流通、注册制、市场化，这是王宏远眼中，国内资本市场三十年来第一个显著变化。

王宏远眼中的第二个显著变化则是中国资本市场机构化、价值投资化、研究和基本面驱动化。

“股权分置改革则是第三个显著变化。”王宏远指出，国际化并向国际惯例接轨是必然方向，这是第四个变化。

王宏远眼中第五个变化是注册制的实施。

“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把沪深市场、港交所中国股票、美国纳斯达克中概股累加起来，是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尤其在近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渐进向世界顶级市场升级有目共睹！”王宏远总结这是第六个显著变化。

王宏远确信，目前中国股市出现的所有问题，在海外资本市场的特定阶段全部都出现过。尽管中国资本市场的质量、相关配套制度，仍需进一步规范、完善、发展，但随着法制体系等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逐渐会在发展中被解决。

在谈到公募基金二十余年的变迁时，王宏远说，公募基金是中国资本市场当之无愧的晚辈。在成立之初，公募基金有一个向前辈行业学习的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

王宏远这样描绘早期的基金行业：当时股市坐庄横行，基金经理及研究团队经过价值分析、研究的某只股票，一旦买入，这只股票就开始跌。基金半年报或年报披露基金持有某只股票、成为前十大股东，这只股票就会遭到市场的抛售——这意味着它已经失去了成为庄股的条件，民间资金无法坐庄了。因此早期基金从业人员对此是无奈的。

王宏远说，第二个阶段是敬畏阶段。

以王宏远为代表的第一代公募从业者，坚信价值投资方式是正确的，他们研究和投资的好公司是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穿越市场周期的。王宏远等公募基金人“孤独地扛起了价值投资大旗”，也因而敬畏市场。

第三阶段是平等阶段，王宏远说，导火线是1999年的“5.19行情”。当年5月19日，A股午盘突然井喷，以网络股为首的多只股票涨停。公募基金没有踏空行情，他们在此之前持续布局了一批基本面良好、基于价值投资逻辑选出的股票，不负众望成为该轮波澜壮阔行情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公募基金从自卑、敬畏到了平等阶段。这一阶段基金重仓的股票成为市场追逐的焦点，“一只股票在基金公司买入后最起码不再是利空了”。

“紧接着，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引领阶段。当时多家券商因挪用保证金、坐庄等问题面临整顿。对比之下，公募基金负责任的机构投资者形象渐入人心，逐步成为市场主导者和引领者。”王宏远感慨道。

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对王宏远的专访实录（略经编辑）：

澎湃新闻：你在基金业是位传奇人物，业内一直有“北有王亚伟，南有王宏远”的二王传说。在中国资本市场设立初期，你是否有关注资本市场或参与资本市场，你当时在从事什么工作？是怎样的契机让你与资本市场结缘？

王宏远：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还在读大学，当时就对股票情有独钟。那个时候，位于陕西省政府附近的西安新城广场，许多人在街边摆摊收卖原始股票，这个草根版的一级半市场是我的职业启蒙地。“一张小小的纸如何实现对企业的所有权？怎样通过买卖它赚到钱？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投资？”我当时常常会思考这些问题。

当时，国内知道股票的人很少，出于专业和兴趣，我对证券行业很敏感，研究生毕业前就立志要到证券公司工作。1997年7月，我如愿以偿入职深圳特区证券研究所任研究员。

深圳特区证券，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早在1987年9月经央行批准由深圳市12家金融机构出资组建而成。作为中国证券业的“黄埔军校”，很多仍活跃在A股市场上的资深证券人和基金人都有过在深圳特区证券工作履历，我也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入职后，在与南方、君安、联合等证券同业交流时，“证券投资基金”这个频频出现的新名词，让在校学习期间做过相关研究的我产生了兴趣，也就此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澎湃新闻：新的人生篇章是投身公募基金行业吗？

王宏远：是的，1998年初，国内公募基金行业的大幕拉开，首批两家基金公司南方基金和国泰基金成立。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南方基金的招聘启事，于是我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做了一个思考：证券公司的业务涵盖范围广泛，而证券投资基金更深入聚焦投资，与我的个人志向更为接近。于是，我在25岁的时候去了南方基金投资研究部做研究员。

一年后，我被升任基金经理，先后掌管基金天元和基金开元。基金开元在2000年成为当年的冠军基金。

我当时的投资理念和持仓心得有这么几条，“长期不动摇地坚持价值发现、重仓持有的投资理念”、“任何超过3000万元资金的个股买入，必须有研究报告的支持，买入后由专门的研究员长期跟踪该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变化情况”。

后来我又担任了南方基金投资总监，南方基金副总经理，主管投资。入职公募基金11年后，2009年4月，我离开了南方基金，当年8月回到了证券业，担任中信证券首席投资官。2013年，我又再度回归公募，成为新锐基金公司——前海开源的联席董事长。我想我应该会在这里干到退休。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公募基金从无到有，20多年的跨越式发展历程？

王宏远：公募基金用历史数据和业绩来证明自己，并且越来越得到全国老百姓的认同。而且未来发展依然是可期的。居民几十万亿的存款，在未来十年、二十年能变为股东，使老百姓获得财产性收入。在这个过程中，权益市场有个风险定价的问题，不同于银行的无风险、固定收益产品。资本市场产品涉及风险与收益匹配的问题。这里面又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公募基金客观上有没有能力，第二，主观上有没有意愿和动机。

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从公募基金发展历史来看，第一阶段从无到有，慢慢得到市场认同，生存下来。第二阶段公募基金持股流通市值比重在2007年达到高点，到现在还没有再次达到。

第三个阶段明星基金经理“奔私潮”，在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前期，基金公司的主发起的机构，原则上以国有企业为主，发展过程中，由于机制的原因。第二，基金经理每一年年度考评的竞争压力机制，以及大量优秀的明星基金经理离开公募基金行业，因为机制使得他们的收入与他们的贡献、自身价值不匹配。这是第一次大量明星基金经理“奔私潮”。此后，由于大量明星基金经理的离职，其后若干年，公募基金的投资业绩受到部分投资者的质疑。尤其是在2007年高点，老百姓大量买入基金被套牢很多年才解套，这令公募基金的信誉受到影响，一直持续到2013年后。

第四个阶段是正向激励开始阶段，从2013年以后，监管机构开始允许个人和团队持股基金公司股权。因此，一些优秀的基金经理，营销团队人士，可以参与发起入股现有的老基金公司，允许团队入股，开始了一个良好的阶段。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就留住了一批慢慢成长起来的优秀公募基金经理，也慢慢吸引已经奔私的优秀基金经理、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又回到这个行业，2013年-2015年是个非常大的发展。

虽然中间也有所挫折，但是随着大量优秀人才的回归，以及政策支持，很多优秀的人才又重新聚集到了这个行业。存量与增量的优秀基金管理人，更加显示了自己的实力。

从2018年四季度到现在，是公募完胜各类资产管理机构的过程，所以广大投资者用脚投票，以大量资金购买公募基金的方式，公募基金也用业绩回报了投资者，大家实现了共赢。

从这四个阶段，说到底，一是行业人士共同自觉维护了中央关于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指导精神。第二，监管层一系列政策护航。第三，大量优秀人才聚集到行业。所以出现近两年的情况是必然的结果。

澎湃新闻： 你的个人从业经历涉足证券和基金两类金融机构，从深圳特区证券到南方基金，后来又去了中信证券，最终加盟前海开源基金。在这23年间，资本市场的变迁是否影响了你在赛道转换中的选择呢？

王宏远：我参与了公募基金在1998年-2005年的生存发展阶段。2006-2007年牛市我也参与了，证明了自己。为什么中间离开公募基金行业，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理由。2013年为什么我又回归了，行业发生了变化，我回归是因为证监会允许管理团队持股，所以我回归的是公募基金2.0版。我们用行动支持了第四个阶段。

我们现在的团队非常优秀，由于我们团队一开始就实现团队持股，所以在重大实践中，我们即有为投资者服务的能力，又有为投资者服务的动机，2013年我们提出特大牛市，2015年我们在高位风险点坚定规避风险，少发几百个亿的基金，我们不愿意帮投资者亏钱。我们让高点发的基金仓位都降到10%以下。这批基金跌幅都在个位数，我们损失了几个亿的管理费，但我们管理层都有持股，我们愿意向投资者展示我们真正是为投资者考虑的。

澎湃新闻：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来有哪些变化？

王宏远：可以概括为六个变化。

第一个显著变化是在新兴加转轨的前提下，中国资本市场这条自然河流修正的终点是达到国际通行惯例，即实现全流通、注册制、市场化。

宽广笔直的河一般都是人工河，自然河流都是百转千回的。如果把中国的资本市场比喻成一条河流，一定是一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互作用的自然河流。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处于新兴加转轨市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即是新兴市场；同时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又是转轨市场。这和只是新兴市场但不是转轨市场的其它发展中国家不一样。新兴加转轨不仅是资本市场本身，也包括证券法的修改等一系列的制度完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二个显著的变化则是中国资本市场机构化、价值投资化、研究和基本面驱动化。

股权分置改革是第三个显著变化。2005年至2007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股票全流通的问题。尽管在股改初期，众多股票解禁进入流通市场，市场一片悲观。但后来释放出来的大量流通股，反而造成了2006至2007年的大牛市，也是中国资本市场至今最大的一次牛市。

第四个显著变化是，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国际化，并向国际惯例接轨。

从2002年开始，基金行业从诞生第一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到允许外资独资基金公司进入中国市场；2002年QFII（合格的境外投资）推出、2007年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推出、2011年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破冰试点；2014年港股通推出等，都是向国际化迈步的例子。这一系列制度，使得国内投资者和海外投资者的理念交流碰撞，使得我们和国际惯例的结合更加紧密。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还体现在海外人才的招聘上。

第五个显著的变化是注册制的实施，中国资本市场设立科创板并将试点注册制改革，完善退市制度。A股投资者都拭目以待。

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把沪深市场、港交所中国股票、美国纳斯达克中概股累加起来，是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尤其在近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渐进向世界顶级市场升级有目共睹，这是三十年来第六个显著变化。

目前中国股市出现的所有问题，在海外资本市场的特定阶段全部都出现过。尽管中国资本市场的质量、相关配套制度，仍需进一步规范、完善、发展，但随着法制体系等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逐渐会在发展中被解决。

澎湃新闻：我国资本市场走到如今的水平，你之前有想象到吗？哪些超出了你的想象？

王宏远：远超预期。。从成熟程度讲。注册制、全流通，加入以MSCI为代表的国际市场体系，以及外资持有中国股票的绝对金额等方面，都超出预期。应该说全流通基本解决，注册制也在大幅解决中。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的股票，实际流通股85%以上都是外资。

中国发展到现在，从各方面来看只是刚刚开始，未来发展的空间、前景、预期，尤其是2023年疫情以后，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看好程度进一步增加。可以说，向好的局面才刚刚开始。

澎湃新闻：你认为从细分领域来说，资本市场哪些方面已经在向欧美成熟市场靠拢？哪些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王宏远：第一是从市值来讲，我们市场的绝对值和总量是全球第二大。

第二是参与人数和参与主体，包括中国投资者，海外5000万华人华侨，以及海外高净值客户、个人。中国因为很大，一旦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比例，国际资本就必须参与。从参与人数、主体、市场的深度广度，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进入成熟的状态。

第三是相关制度建设。全流通，注册制和配套衍生品这三个是成熟市场的标志，我们已经有了两个，配套衍生品以及全流通已经达到了基本发展水平。当然在深度和广度上我们还有发展的空间。沪深港通，QFII，QDII，中欧通，沪伦通等等一些交易机制，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基本满足了全球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客户配置的广度、深度。

澎湃新闻：你认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最大的矛盾是什么？或者说最突出的痛点是什么？

王宏远：中国数十万亿元的居民存款，不管是从居民本身的需求，还是从国家的政策导向方面，都希望能够大规模的进入资本市场。4000多只股票中，有一些已经是注册制，估值与国际接轨，但也有很多股票存在泡沫。如果在泡沫没有消化之前，让数十万亿元的居民存款大幅度进入资本市场，就存在财产潜在性损失的可能性。但究竟哪些股票估值存在泡沫，普通老百姓是没法判断的，很多市场参与主体和资产管理机构，投资者面临选择困难。

一方面，居民有大量的投资需求，但是怎样在此过程中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所以国家给出方案，大力推行注册制，在这个过程中，把居民储蓄存款变成股东，变成资本市场参与者。这个是主要矛盾。方向已经有了，节奏和速度方面还有两难选择。

澎湃新闻：公募基金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你对基金23年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有怎么的评价呢？

王宏远：中国人讲究辈分，如果为中国资本市场各个子行业排序，从成立时间上，证券业甚至比资本市场成立还早。私募当时还被称为民间大户，信托业和保险业的成立时间也早于公募基金。

当时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实体企业均不能参与基金公司发起，早期的公募基金公司的控股大股东都是证券和信托。因此公募基金是中国资本市场当之无愧的晚辈。在成立之初，公募基金有一个向前辈行业学习的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卑阶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初期的基金行业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当时股市坐庄横行，基金经理及研究团队经过价值分析、研究的某只股票，一旦买入，这只股票就开始跌。基金半年报或年报披露持有某只股票、成为前十大股东，这只股票就会遭到市场的抛售——这意味着它已经失去了成为庄股的条件，民间资金无法坐庄了。因此早期基金从业人员对此是自卑的。

第二个阶段是敬畏阶段。我们这批第一代公募从业者，坚信价值投资方式是正确的，我们研究和投资的好公司是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穿越市场周期的。无奈的是，我们面临着买过的股票就会被民间资金抛售的现实。可以说，我们孤独地扛起了价值投资大旗，也因而敬畏市场。

第三阶段是平等阶段，导火线是1999年的“5.19行情”。当年5月19日，A股午盘突然井喷，以网络股为首的多只股票涨停。公募基金没有踏空行情，我们在此之前持续布局了一批基本面良好、基于价值投资逻辑选出的股票，不负众望成为该轮波澜壮阔行情的最大受益者。

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第一次价值投资洗礼。在“5.19行情”之前，公募基金重仓的价值股票不被市场认同，由于受到其他投资者的抛弃，整个行业的情绪处于低点，5.19行情坚定了公募基金的价值投资方向。

因此公募基金从自卑、敬畏到了平等阶段。这一阶段基金重仓的股票成为市场追逐的焦点，一只股票在基金公司买入后最起码不再是利空了。

紧接着，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引领阶段。当时多家券商因挪用保证金、坐庄等问题面临整顿。对比之下，公募基金负责任的机构投资者形象渐入人心，逐步成为市场主导者和引领者。

澎湃新闻：你曾说打算像巴菲特和索罗斯那样，在前海开源基金工作到80多岁，但是前海开源在市场上的还是中等规模公司，作为掌舵人，在资本市场三十年之际，你在公司治理上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王宏远：巴菲特和索罗斯已经干到了八十多岁、九十岁，现在有科学家讲人类寿命可以活到120岁，我已经调整目标，准备在前海开源基金干到120岁。

过去，前海开源基金已经实现了管理层持股，可以说是管理人制度和合伙人制度相结合。但随着公司壮大，股权激励的涉及面不足，最初的事业部制已难以满足发展需求。尽管旗下基金的业绩优异，几年来，前海开源基金的资产规模面临“中等规模陷阱”。

合伙人文化和事业部文化虽然长期来看，大家的目的一样，但中短期来看，某种意义上有一种冲突。所以我们进一步优化，实行事业部2.0制度。在整个公司文化中，强调股权合伙人文化，事业合伙人（分红权），第三个是事业部2.0，三者并重，并以股权合伙人文化为主。这有别于过去两者并重，现在更加注重中长期效益，摒弃短期的利益。

管理不能立足于改变人性，但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包括执行委员会制度，管理委员会制度，持股委员会制度，以及一些重要岗位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的轮值制度，希望通过轮值，克服人性中的弱点，通过制度设计，留住公司内部的优秀人才，同时从社会上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