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书评：《遗嘱、信托与继承法的社会史》 （中） 遗嘱信托的好处与坏处怎么写

但在很多现实案例案例中，这种“平均主义”的一刀切思路就会出现问题。

比如说，国画大师许麟庐遗产继承案，明月律师曾经撰文评论（《漫谈许麟庐大师遗产继承案》）。在许麟庐大师的案例中，耄耋老人许麟庐去世后，虽然有遗嘱（遗嘱内容明确所有遗产均归同为耄耋老人的夫人王龄文所有），部分子女（许一共有过八个子女）仍然启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产诉讼。对于许麟庐的子女而言，父亲留下的遗产太过庞大了（有21个亿），都归老母亲，子女心有不甘：同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差别为何就这么大呢？再联想到今年引爆网络的云南首富郝琳的遗产争夺案，一场意外，首富和儿子撒手人寰，留下死者的妻子和死者的父亲对簿公堂，争夺200亿的遗产，令人唏嘘！这两个案例对比，可以发现，如果没有遗嘱，按照我国《继承法》的法定继承规则，面对父母、子女时，配偶并无优势可言。

通过上面这两个名人的案例，足以说明对于高净值人士，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是多么的重要。

回到本书，按照美国法律中的专业术语，遗嘱的表述也是有好多种，处分土地的遗嘱叫will，处分动产的遗嘱叫testament，所以很多时候人们把临终遗嘱表述为“Last Will and Testament”。对于动产、不动产在继承过程中的术语又各有差异，不再赘述。由此可见一斑的是，美国法律对于遗嘱相关的法律体系还是相当精细、严格的。

这里联想到这两天国内见诸媒体的一个案例，“打印遗嘱是否有效”？二审法院的判决很清楚，打印遗嘱非自书遗嘱（非亲笔书写），也不是代书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条件），所以打印遗嘱是无效的。换一种说法，《继承法》对于遗嘱形式的罗列中并没有“打印遗嘱”这一选项，因此法院也不能认可打印遗嘱的效力。

《继承法》

第十七条：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抛开我国《继承法》生效时（1985年）打印机尚不普及不说，法律对于遗嘱形式（超越遗嘱实质内容）的追求也已经达到了一个近乎固执的高度。也就是说，即使法官认为打印遗嘱的内容是真实的（立遗嘱人在遗嘱上的签名也是真实的），但因为该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法官也不能认可这份遗嘱的效力。

问题是，这合理么？正义么？

对于这个问题，弗里德曼认为对于形式的执著是存在合理性的。历史上，人们对遗嘱抱以无限的崇敬。

遗嘱似乎具有某种魔力。毕竟，遗嘱是一份根本性的文件。权利寄生在遗嘱之上。继承人的权利存在与否取决于遗嘱说了什么或者没有说什么。

当然，美国的法律似乎并没有排斥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却是常态（请律师等专业人士订立遗嘱都是打印文件），自书遗嘱（holographic wills）反而稀罕。

美国继承法律对于遗嘱形式的严格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说一般美国州法律规定遗嘱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只有一个见证人绝对不行。

1895年发生的一个老案子，Eliza Fish开始立一份临终遗嘱。当时她极其虚弱，甚至在遗嘱上签字都成问题。在两个医生的帮助下她签下了名字。然后，其中一名医生作为见证人签名。在另外一名医生作为见证人完成签名之前，Eliza死了。在这之后，另外一名医生才在见证人一栏签下名字。没有意义了。法院说，“立遗嘱人死亡的那一刻，遗嘱必须是有效的、没有瑕疵的文书”。当可怜的Eliza死时，只有一个见证人签名。这是“致命的”缺陷，遗嘱最终被认定无效。

对于遗嘱法律制度的比较，如果说对形式的追求是中美两国的共性，“律师”在订立遗嘱过程中地位的不同，应该是最大的差异。

在美国，立遗嘱人去找律师，明确的目的就是请求律师为他/她起草一份遗嘱。在律师楼里，客户把自己立遗嘱的意思和需求告诉律师，律师起草文书；在见证人的面前，客户签署这份文件，在律师指导下，告诉见证人这份文书是遗嘱，请求他们作为见证人见证和签字。只要经过这个小小的仪式，就不会有人之一这份文书是否真实，是否妥当地制定与签署。

相比而言，我国律师的地位就显得非常尴尬。

首先，《继承法》对遗嘱类型的规定不容突破，律师帮助草拟甚至见证的遗嘱并无法定地位。

其次，如果偏要硬套，律师见证遗嘱更像是代书遗嘱，因此必须符合《继承法》对代书遗嘱形式的苛刻要求。

此时当事人会发现，律师作为代书遗嘱见证人的效力并不比隔壁邻居更强。司法实践中呈现的趋势是，如果发生纠纷，律师代书并见证的遗嘱遭受法庭挑战的可能性似乎更大。最悲催的莫过于律师见证遗嘱被法院推翻（法庭最终适用法定继承分割了遗产），此时，期望落空的遗嘱继承人往往会把矛头专项见证律师，向见证律师索赔。这样的索赔，基本都是能够法院支持的。

所以很多人戏言，找律师见证遗嘱比买保险还划算，付很少的见证费，然后出了问题律师事务所还必须得负责理赔……

现实情况是，律师的地位的尴尬，凸显了公证机关的重要性。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的效力最高，一旦有了一份公证遗嘱，其他形式的遗嘱基本就得靠边站了，详细可以参照下述法条。所以站在律师的角度看待遗嘱和遗嘱法律服务，我本人的习惯：可以提供法律意见、确定遗嘱内容，但遗嘱见证是断然不做的。建议当事人：与其支付几万元的律师费，把准备好的内容拿到公证处，花个几百元，还能拿到一份效力最高的公证书，价廉又物美，谁能拒绝呢？

《继承法》

第二十条：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４２．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当然，无论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继承程序的繁琐、冗长、成本高昂是共同特点，相比中国的继承权公证或法院继承诉讼，美国的遗产检验（probate）程序甚至更为繁琐，譬如在美国大部分州，如果遗嘱中没有除外规定，遗产管理人在管理和处分遗产过程中的每一步，都需要获得遗产检验法院（probate court）法官的许可。

看看我国那些名人案例，不论有无遗嘱，遗产继承官司一打就是三四年，这一点是中美两国可谓是同病相怜的。

所以美国有一本题为《如何避免遗产检验程序》（How to Avoid Probate）的畅销书，销量竟然超过了1500万册。当然这本书被弗里德曼认为是“目的为了兜售保险、信托与其他法律工具”而已。想想当下的中国，突然发现，一切都是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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