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增信在何种情况下被认定为独立合同？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91条规定：“信托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提供第三方差额补足、代为履...  信托法律关系的主体一般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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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91条规定：“信托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提供第三方差额补足、代为履行到期回购义务、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其内容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当事人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其内容不符合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的，依据承诺文件的具体内容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根据案件事实情况确定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高院民二庭出版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下称“《九民纪要理解与适用》”）认为：“对于第三方增信文件的性质认定，除了保证和债务加入两种类型之外，能否认定在第三方与债权人之间成立独立的合同关系，还存在讨论的空间。通过梳理目前案件审理中的合同文本约定的具体情形，总体上看第三方增信文件均可以归入保证或债务加入两种类型，但由于实践中的情况较为复杂，现有案件审理的情况未必能反映出交易实践中的全部，本条规定使用了‘依据承诺文件的具体内容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表述，并未断言不构成保证就构成债务加入，其目的是为保持本条规范内容的开放性。”。

可见，对于第三方增信文件的性质认定，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是：总体上都能够被认定为保证或债务加入，但不排除第三方与债权人之间可能成立独立合同关系。《九民纪要理解与适用》对于如何区分保证与债务加入进行了释明，包括：（1）文义优先原则；（2）第三人增信内容与原债务是否具有同一性？（3）是否具有明显的履行顺位？但是对于保证、债务加入与独立合同义务之间如何区分，仅概括表述为“存在讨论的空间”。

那么第三方增信措施在何种情况下会被认定为独立的合同义务？经过全面检索有关第三方增信文件性质问题的裁判文书，我们筛选了六个典型案例，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案例一至四）是：第三方向信托受益人提供增信；第二类（案例五至六）是：第三方向债权人（包括代表信托计划的受托人）提供增信。通过案例梳理，以辨真身。

基本案情：A公司委托B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募集资金用于向C公司发放信托贷款。为保证A公司的资金安全和收益，A公司与C公司的实际控制人D签订了《差补和受让协议》，约定了D的差额补足义务、远期受让信托受益权的义务。其中，差额补足义务是指：A公司在《信托合同》项下每个信托利益分配日，如因包括但不限于C公司未能及时、足额清偿《信托贷款合同》项下本息等任何原因，导致A公司未能按照年化13%的信托收益率按时、足额获得信托利益分配的，D应就差额部分承担全额补充责任。远期受让信托受益权义务是指：若D已履行完毕差额补足义务，视为支付完毕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则信托终止时，A公司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D。

即本案中：A公司与B公司之间为信托法律关系，B公司与C公司为债权债务法律关系。D提供增信措施的对象是A公司，条件是“预期信托收益”是否实现，D履行支付义务的同时存在对价，即受让信托受益权。

经河南高院、最高院两审，认定案涉《差补和受让协议》为独立的合同。最高院认定：“该协议约定的是D补足A公司13%的信托收益、支付信托贷款本金和受让A公司的信托受益权，而非为C公司在案涉合同项下所负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差补和受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A公司认购B公司发起设立的定向资管计划，B公司代表定向资管计划认购C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C信托公司根据A公司的指令向D公司发放信托贷款。A公司与E银行签订《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远期转让协议》，约定：A公司享有定向资管计划项下受益权，E银行承诺于2015年11月27日受让标的受益权，并无条件支付转让价款。发生纠纷后，E银行主张《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远期转让协议》实为担保协议，且未经公司内部决议程序，应属无效。

该案经吉林高院、最高院两审，认定《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远期转让协议》为独立的合同。吉林高院认为：“……其合同条款之中并无E银行对A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条款内容，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合同，而根据双方转让受益权、支付价款的交易方式，该转让协议具有权利转让的性质，属于合同法上的无名合同。”最高院认为：“根据《受益权转让协议》中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并无由E银行为某项债务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

基本案情：A公司是信托计划的劣后级委托人/受益人，向信托计划交付了2.5亿元信托资金。B公司是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募集资金用于认购某资管计划份额。C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代表资管计划与E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合同》。也即，A公司通过“信托计划+资管计划”两层资管产品，将资金融出至实际融资人E公司。《股票质押回购协议》签署前，A公司与E公司签订了《差额补足协议》约定，E公司承诺无条件承担补仓责任，同时为A公司在信托计划项下作为一般受益人的预期信托收益提供差额补足。

该案经北京三中院审理，认定《差额补足协议》是独立的合同。E公司主张《差额补足协议》是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是“信托合同+资管合同+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所综合形成的主债权债务。北京三中院认为，虽然三个合同“事实上整体构成一个投融资市场交易的链条，但三者之间合同主体、法律关系的性质、权利义务的内容均不同，三者是三个分别独立的合同”，《差额补足协议》没有对应的主债权，不符合保证的法律规定，不是保证合同。

基本案情：A公司与B信托公司签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B公司与C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向C公司发放信托贷款3.5亿元，用于C公司认购某定增类资管计划。D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就《信托贷款合同》中的债务向B信托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日，A公司、C公司、D公司共同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约定：鉴于A公司向C公司发放贷款3.5亿元，D公司承诺履行资金追加义务（资管计划股票市值触及预警线或止损线后的补仓义务，用于提高资管计划净值，保障A公司在《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本金）和资管计划到期清算时对A公司在《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本金的差额补足义务。

该案经北京三中院审理，认定《差额补充协议》是保证合同。北京三中院认为，鉴于A公司向C公司发放贷款，D公司承诺履行资金追加义务和资管计划到期清算时对《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本金的差额补足义务，《差额补足协议》与《信托贷款合同》是相互关联的合同，并非完全排他的一份独立合同。《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的本质和目的就是要保障A公司放贷给C公司3.5亿元的资金安全。同时，在B信托公司与C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时，D公司已经签订了《保证合同》就债务进行了担保，D公司又与A公司、 C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变相担保。

经分析认为，本案《差额补充协议》被认定为保证合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的补足条件和补足金额直接与《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底层债权债务关系相关，且不存在信托受益权作为对价。法院通过穿透审查，相对容易的为差补义务找到主债权，进而将差补协议定性为保证担保。

第三方向信托受益人提供增信措施时，其独立性主要体现在：

（1）增信对象是资金端的投资人/受益人，不是底层资产中的债权人；

（2）增信义务的履行存在对价，通常是以信托受益权作为转让标的，形成独立的买卖关系；

（3）受益人获得信托计划项下的“预期信托收益”的本质是取得投资回报，而不是获得债务清偿。为此提供第三方增信区别于为底层债权债务关系提供增信，也不存在可与之对应的主债权，相对欠缺被认定为保证或债务加入的基础。但在法院进行穿透审查时，可能存在例外。

《九民纪要》第91条规定的“信托合同之外的当事人提供第三方差额补足、代为履行到期回购义务、流动性支持等类似承诺文件”既包括为受益人直接提供增信的情况，也包括为信托计划整体提供增信的情况。其中，第一类中较为典型的有：劣后级向优先级提供差补，融资方及其关联方为受益人提供差补或受益权回购等。相关内容已经在前述第一大类案例中予以分析。而在非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为信托计划整体提供增信的情形更为常见，此时第三方增信文件是否仍然有可能被认定为独立合同？

基本案情：A公司委托B公司设立某信托，B公司与C公司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约定，C公司将其持有的某公司股权对应的股权收益权转让给B公司，转让期限为2年，转让期限届满时C公司应无条件回购全部股权。C公司的股东D公司向B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C公司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回购义务的，D公司无条件收购B公司持有的股权收益权。

经上海高院及最高院两审认定，案涉《承诺函》被认定为债务加入。本案是较为典型的第三方直接向信托计划提供增信的案例。由于D公司单方出具《承诺函》，在形式上也不具备成立独立合同的可能。根据《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的约定，B公司享有非常明确清晰的主债权。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承诺函》的性质是一般保证还是债务加入。

基本案情：A公司与B公司签署《转让合同》《回购合同》，约定：A公司受让B公司的某项特定资产收益权（包括因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处分特定资产而产生的销售收入、租金收入等），B公司到期回购，并为履行回购义务设定了抵押担保。A公司有权向第三方转让其在《转让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且转让后，B公司应对该转让的受让方承担根据《回购合同》应对A公司承担的一切义务。同日，A公司与C公司签署《转让协议》约定：C公司应当在B公司回购到期日前两日受让特定资产收益权，并支付转让价款。转让价款为B公司截至回购到期日应付未付的转让价款本金及应付未付的溢价款、违约金及A公司实现特定资产收益权的费用。C公司支付转让价款后，特定资产收益权及B公司向A公司设置的抵押担保自动转让至C公司。

发生纠纷后，C公司主张该案各方缺乏转让及回购特定资产收益权的合意，应当认定各方构成借贷及担保法律关系。C公司未经公司决议提供担保，应属无效。

该案经江苏高院、最高院两审认定，A公司与C公司之间签署的《转让协议》是独立的合同。江苏省高院认定：“特定资产受益权的权利性质属于合同债权，《转让协议》具有权利转让的性质，故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债权转让纠纷。案涉《转让协议》条款之中并无C公司对A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约定内容，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保证合同。”最高院认定：“对于当事人讼争合同性质的认定，要基于合同条款的字面含义，从合同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出发，揭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依照法律规定予以综合判断。……依照《转让协议》鉴于部分及第一条载明的内容，A公司与C公司签署《转让协议》的目的是转让A公司取得的特定资产受益权。且在《回购协议》中就A公司转让资产受益权后B公司应对受让人承担《回购合同》项下的义务作出了特别约定，……以及A公司承诺向C公司转让为担保回购债权设立的抵押权的事实，应当认定《转让协议》一并将A公司基于《回购合同》享有的回购债权及相应的抵押权纳入了转让范围。由此，《转让协议》的转让客体具有集合性，既包括特定资产收益权，也包括回购债权及相应的抵押权。……A公司与C公司基于《转让协议》约定各自负担不同类型的主给付义务，以对价关系而结合且不可分离，共同形成相互依赖的权利义务关系。”

仅从本案判决认定的事实来看，《转让合同》《回购合同》《转让协议》对于特定资产受益权的转让时点、转让对价的计算方式、两条并行转让关系之间如何衔接等事项约定不清。例如，《转让协议》约定C公司在B公司支付回购价款之日前2日内支付转让价款，且转让价款的金额为B公司截至回购到期日应付未付的转让价款本金及应付未付的溢价款、违约金及A公司实现特定资产收益权的费用。在付款时点和金额的确定上很可能出现“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与“转让关系”中的商业逻辑不符。此外，A公司向C公司转让特定资产受益权时，是否有权将其在《回购协议》项下的债权和抵押担保一并转让给C公司也存有疑问。因为仅依据判决内容不足以了解案件全部细节，因此我们对上述问题不作评价和分析。

我们仅结合判决分析案涉《转让协议》被认定为独立合同的主要原因，包括：（1）根据文义优先原则，《转让协议》的文义表述更倾向于是“权利转让关系”，原则上司法机关较为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文义表述；（2）有关转让价款的支付条件是固定时点，而不是“B公司到期不履行回购义务”，使之与常见的“代为履行回购义务”存在一定区别，更像是同时在A公司与B公司之间，A公司与C公司之间构建了两条并行的转让关系；（3）存在转让标的有助于使其区别于保证合同。

虽然案例六的情况较为特殊，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在第三方向债权人（包括代表信托计划的受托人）提供增信时，依旧有可能被认定为独立合同。

通过分析上述案例的交易结构、增信安排以及协议内容，以下要素有助于第三方增信措施被认定为独立合同：

根据最高院在《九民纪要理解与适用》中明确坚持的“文义优先原则”，在起草增信文件时，如果不希望被认定为保证或债务加入，需一定避免出现“保证”、“担保”、“代为履行/偿还”等字眼儿。

在通过信托、资管计划实现融资目的的交易结构中，第三方与委托人/受益人直接签署增信文件，以“是否达到预期信托收益”作为第三方是否履行差额补足义务的条件，以受让信托受益权为对价的，更倾向于认定为独立的合同义务。为确保其独立合同的性质，应当尽量避免在增信措施与底层债权债务关系之间建立“关联性”，例如，不建议实际融资人参与增信文件的签署，不直接与底层债权债务关系的清偿情况挂钩等。

在数个案例中，法院都非常关注增信文件的对价。因此，增信文件具有确定支付条件、明确对价的，更有可能被认定为独立的合同。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民终1524号

[2]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801号

[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初243号

[4]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初135号

[5]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867号

[6]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4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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