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部门杠杆率的现状与隐忧 中国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多少合适

1.中国商业银行整体负债水平较高，但近年来负债水平有下降趋势

首先，中国商业银行总体上具有较高的负债水平，近三年资产负债率均在92%以上。其中，股份制银行的负债率最高；城市商业银行负债率位居其次；大型商业银行负债率最低，且资产负债率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

其次，权益资本与总资产的比值常被用来度量微观层面的杠杆率，其倒数表示杠杆倍数。2011-2017年间中国商业银行权益资本与总资产比值呈倒U型，总体变化不大；但在上市银行组别中，该比值在2015-2017年间明显上升，这反映出上市银行杠杆倍数的下降趋势。

最后，流动性指标从侧面上反映了银行应对突然性资金撤回的冲击或挤兑时的风险准备。中国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覆盖比例并不高，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效应。上市银行的LCR状况好于商业银行整体情况。从银行个体情况来看，LCR尤其在中小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中分化最为严重。

2. 商业银行资本质量逐渐提升，但资本利润率有所下降

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质量正在逐渐提升，这一方面表现在资本结构上，例如，2017年和2018年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均超过81%，在全球银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内源资本积累在所有者权益中的占比也稳步增加，这在国有银行中表现的尤为显著。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商业银行的资本效益已经有所下降，以2018年为例，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3.15%，与几年前相比显著缩减。

3. 杠杆率监管指标普遍达标，银行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中国商业银行杠杆监管指标普遍达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商业银行仍以表内业务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同时，上市银行杠杆水平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根据中国上市银行2017年财务数据，可以发现：第一，平均而言，城市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最高，其次是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最低；第二，表内杠杆率普遍高于并表后的杠杆率，个别银行差异显著；第三，资产规模本身与杠杆率没有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

4. 中国银行部门杠杆率存在一定程度的顺周期性

在资产收益率较高的年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加杠杆的动机。如果将上市银行作为考察对象，就会发现上市银行杠杆水平与平均资产回报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一般而言，杠杆水平较高的年份通常银行具有较高的资产回报率；反之，杠杆水平下降的同时，银行的资产回报率也在下降，这说明银行部门普遍存在通过增加表内负债获取高额收益的行为。

（二）中国系统性重要银行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杠杆率的对比

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杠杆率监管更为严格，规定杠杆率不得低于4%。此外，两者关于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的计算公式相对一致，均考虑了表内外风险敞口的暴露。如果从以风险加权资产度量的一级资本比率和银行杠杆率权衡度量，可以发现对于危机后国内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来说，这些比率都有显著提升。

三、中国银行部门杠杆率的潜在风险与隐忧

判断中国银行部门杠杆水平是否适宜，主要考虑以下三方面因素：第一，中国银行部门的杠杆水平是否存在低估或高估的现象；第二，杠杆率一系列指标是否可以持续的稳定在正常水平之内；第三，当前杠杆率监管规则是否全面、到位，是否实现了穿透式监管。

（一）银行资产端风险的低估

中国商业银行资产端的潜在风险具体表现为：第一，宏观经济下行引起银行资产收益率下行，进而导致银行总资产与权益资本增速不匹配。第二，企业部门加速去杠杆、房地产市场下行对银行资产负债表造成严重负面冲击，加剧银行不良贷款压力，提升了银行的实际债务水平。第三，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降低了银行资产质量，拉长了银行贷款期限，压低了资产收益率，对银行资产端造成显著的压力。第四，安全资产的匮乏及银行对收益率的追逐，导致银行间资产高度同质化，银行杠杆容易受其他金融市场杠杆联动影响，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影响。

（二）银行负债端的潜在风险

近年来，商业银行负债端面临显著的冲击，这同样对银行部门杠杆水平构成负面影响，具体为：第一，利率市场化导致存贷款利差迅速缩减，压缩银行传统利息收入，增加负债成本。第二，影子银行体系的竞争造成银行整体融资成本显著上升。非银金融机构、信托公司、P2P、网商银行的参与使融资方式多元化，也使市场资金出现了显著分流，央企、国企大型资产倾向于选择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融资；中小企业难以获得有效的银行信贷而倾向于融资平台与非银金融机构。

（三）商业银行表外真实杠杆率高于账面水平

总体而言，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潜在风险如下：第一，表外理财产品规模持续增长，商业银行发行理财产品规模逐年上升，非保本理财占比不断攀升，理财产品向结构化、复杂化演变，更为关键的是，银行表外业务并未全部列入杠杆率考核范围。第二，实体经济恶化与刚性兑付叠加，提升了影子银行杠杆水平。

（四）当前杠杆率监管指标不能实现穿透式监管

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主要是通过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实现的，杠杆水平较高的银行为达到MPA考核标准，通常进行业务转化。首先，计算资本充足率需要考虑风险加权资产所占比重。实际操作中，银行可以通过业务转化，降低风险权重，确保各项监管指标达标。

其次，商业银行面对严格的杠杆率新规，可以通过表外业务之间互相转化，降低信用转化系数，增加表内外资产调整余额，使杠杆率达到考核标准。此外，杠杆率监管指标是否实际有效也存在很大的疑问。银监会规定统一的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临界值，往往监管效果欠佳。

四、 结论与应对策略

中国银行部门杠杆水平是商业银行自身逐利、金融创新与监管部门反复博弈的结果。中国银行业杠杆水平表面上稳中向好，实际上，中国银行部门杠杆率指标并未充分反映真实杠杆水平，背后可能隐藏着显著的风险。

首先，商业银行的总体杠杆水平存在被低估的现象。其次，银行部门杠杆水平维稳的可持续性成疑：商业银行资本增速与资产增速严重不匹配，资产增速显著快于资本积累增速，商业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互相持股，杠杆水平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最后，目前的监管规则尚未实现全面、穿透式监管：部分商业银行依靠业务转化进行风险规避与转化；银监会“一刀切”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规定实际上难以奏效。

商业银行“去杠杆”并非一再降低负债率，而是对银行风险进行更全面的认识。金融监管当局应加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改进优化监管规则及制度，扩大表内表外业务的监测范围，遏制商业银行过度扩张，监管套利等行为的发生，具体如下：第一，弥补微观审慎监测指标短板，建立多重约束监管框架；第二，拓展风险监测范围， 抑制影子银行迅速扩张；第三，对商业银行进行分类监管，定期进行杠杆率校准；第四，规范信息披露，提高商业银行风险防范能力。

（作者：刘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摘自《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3期《中国银行部门杠杆率：现状与隐忧》）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