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外债问题现状、实质与影响 外汇储备 外债怎么算利息收入

【内容提要】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通道上的 “ 关键小国 ” ，也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 沿线国之一。 2009 年内战结束至今，斯里兰卡经济快速增长，但外债风险有所增加。斯外债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是斯内战后如何实现经济复苏和赶超型增长的一个衍生问题。斯外债问题绝非因中国而起，且中国对斯里兰卡投资大多为生产性投入，有利于其长远发展。但是，目前斯方确实对中国投资存在 “ 债务焦虑 ” ，影响到中斯合作的大局。在此情形下，中国既应坚持对斯友好、推进合作的总体方向，也需适当调整投资模式，帮助斯方增强生产能力和竞争优势，妥善解决中斯关系出现的波折，为 “ 一带一路 ” 国际合作提供良好范本。【关 键 词】 外债 经济增长 外债焦虑 中斯关系 “ 一带一路 ”斯里兰卡是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 “ 关键小国 ” 。自 2009 年内战彻底结束以来，斯里兰卡经济增长引人瞩目，但是债务问题，尤其是外债问题困扰着这颗 “ 印度洋明珠 ”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令日益深化的中斯关系蒙上阴影。考察斯里兰卡外债问题，剖析债务问题对中斯关系的影响，对巩固中斯友谊、进一步深化中斯经济合作、促进 “ 一带一路 ” 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斯里兰卡外债问题现状及特点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的外债指的是某一经济体居民在特定时点欠非居民的实际当前负债，该债务要求债务人在未来偿还本金和 / 或利息。 一国外债的规模与结构是其宏观经济，尤其是经济外部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 2009 年内战结束以后，斯里兰卡掀起了经济建设的热潮，随之外债问题日益显现。斯里兰卡外债主要呈现如下特点。1. 总额迅速攀升。据斯里兰卡央行数据显示，自 2009 年至 2017 年，斯里兰卡的外债总额从 209.13 亿美元增长到 518.24 亿美元，不到 10 年内外债规模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率高达 12% ， [2] 远高于同期实际 GDP 的增长率。 [3] 2009 年以来斯里兰卡外债年增长率仅次于 1978 年至 1995 年 13% [4] 的水平，是斯里兰卡有史以来外债增长的第二次高峰期。2. 外债负担重，经济对外债依赖程度高。衡量一国外债负担的主要指标有三：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其中，负债率指当年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表明一国经济发展对外债的依赖程度，国际公认的负债率安全线 25% 。 [5] 由图 1 可知， 2009 年以来，斯里兰卡的负债率大多高于 50% ，远高于 25% ，也高于发展中国家 26% 的平均水平。 [6]

图 1 ：斯里兰卡外债负债率（ % ）与债务结构数据来源：根据斯里兰卡央行数据整理Annual Report,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偿债率指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商品和劳务出口收入额的比率，偿债率越高，偿债能力越受限，一国越容易陷入 “ 借新债还旧债 ” 的恶性循环。一般认为，一国的偿债率超过 20% 即进入债务危机时期。 [7] 由表 1 可知，自 2013 年开始，斯里兰卡偿债率超过 20% ，偿债风险增加， 2017 年这一数据为 23.85% ，较 2015 和 2016 年度稍有下降。债务率是当年债务余额占当年商品和劳务出口收入额的比率，国际上以 100% 作为债务率的安全线，超过 100% ，意味该国债务负担过重。令人担忧的是， 2009 年以来，斯里兰卡的债务率已经高于 200% ， 2017 年这一数字为 271%( 见表 1) ，表明其外债负担之沉重。表 1 ： 2009-2016 年斯里兰卡外债偿债率与债务率年份偿债率债务率200922.4%233%201016.7%223.7%201112.7%211.5%201219.7% 273.3%201326.8%264.6%201420.8%256.4%201527.3%264.6%201625.0%267%201723.85%271%数据来源：斯里兰卡央行年度报告系列，Annual Report,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3. 债权主体多样化，期限结构配置较为合理，但债务成本显著上升。斯里兰卡外债来源主要分为三类：一为外国政府贷款，斯里兰卡主要债权国为中国和日本；二为国际及区域多边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开发银行（ ADB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等；三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其中政府发行的称为主权债券，以本国主权为担保，按照国际市场通行规则制定利率水平，以此募集资金，这一融资方式的债务成本往往高于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2007 年以来，斯里兰卡非优惠贷款占比显著增加。 2003 年斯里兰卡外债中非优惠贷款的比重仅为 2% ， [8] 而到 2016 年底，这一比重上升至 51.2% ， [9] 斯债务成本急剧增加。但是，从期限结构 [10] 来看（见图 1 ）， 2017 年斯里兰卡长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 85.2% ，短期外债占比为 14.8% ，低于国际短期外债占比 25% 的警戒线水平，说明其短期偿债压力可控，外债的期限结构配置较为合理。二、斯里兰卡大规模外债成因分析斯里兰卡以种植园经济起家，经济发展水平曾长期居南亚前列。但是，半个世纪之后，斯里兰卡身负沉重外债，这既与内战后大规模经济重建，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分不开，又与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弱势地位、长达 26 年内战的非生产性消耗和斯长期债务融资型增长模式密切相关。1. 经济复苏与增长客观需要大规模投资。2009 年内战结束后，经济重建成为斯里兰卡政府的执政主题。时任总统拉贾帕克萨提出 “ 马欣达愿景 ” ，决心要 “ 跨越式向前，将斯里兰卡转变为富有全球战略意义的经济中心 ” [11] 。拉贾帕克萨政府以港口、机场、道路网络、电力、电信通讯、供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重点，计划将斯里兰卡建设成为区域航空、投资、商业、能源和知识轴心，使斯成为 “ 连接东西方、富有全球战略意义的经济中心 ” 。 2009 年以来，拉贾帕克萨启动了包括科伦坡南港扩建、汉班托塔港（下称汉港）、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扩建、诺罗霍莱燃煤发电厂和科伦坡 - 卡图纳亚克高速公路等多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并大量在外举债以获取资金支持。 2015 年新总统西里塞纳上台后，虽批评拉贾帕克萨大量借债的行为，但其也提出 “ 愿景 2025” 计划，认为 “ 不充分的基础设施对斯里兰卡经济增长构成严重阻碍 ” ，将道路、西部大都市发展项目、工业区建设和液化天然气站等项目列为建设重点。 [12] 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虽然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保障和强大动力，但因其需要的投资数额巨大，又因为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投资回收较慢，私人投资往往不愿参与，因此大多依靠政府的公共投资来支持。而斯里兰卡因为长期内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本国财政无力负担庞大的基建费用，只能依靠从外部借款来获得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工期长，短期难以形成生产能力，多个大型项目短期内集中开建，容易带来债务累积问题。2. 对外长期 “ 进项少，出项多 ” ，内战非生产性消耗大。1977 年，斯里兰卡开始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增加出口，放开对进口的严格管制。在此政策的带动下，斯里兰卡出口产业有所发展，但出口收入不足以满足快速增长的进口需求，斯对外贸易赤字迅速增长，到 1983 年内战爆发时，斯里兰卡的对外贸易逆差已经由 1978 年 14.8 亿卢比猛增至 169.2 亿卢比，五年内增加了 10.4 倍。 [13]1983 年斯里兰卡内战爆发，政府用于武器装备采购、物资给养等非生产性投入急剧上升 :1983 年之前，斯里兰卡的军费开支仅为 1000 万美元左右，占 GDP 比重长期低于 0.8% ， 1994 年这一比重上升至 3.4% ， [14] 据《简氏防务工业》统计， 2008 年斯军费开支为 14.6 亿美元，占当年 GDP 总额的 5% 和政府财政预算的 11% 。 [15] 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从国际市场上举债， 1978 年，斯里兰卡外债总额为 11.36 亿美元，占当年 GDP 的 40% ，到 1989 年，斯里兰卡外债占 GDP 的比重一路攀升至 73.6% ， [16] 是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并且，武器装备采购绝大多数为一次性消费，无法构成经济生产能力，仅仅是单纯的债务负担。此外，内战对斯里兰卡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害，国内经济因战争凋敝，财政税基严重被削弱，政局动荡、战争不息使斯里兰卡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外国直接投资大幅降低。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货物贸易逆差仍持续增加： 2009 年至 2017 年，其货物出口额由 70.85 亿美元增加至 113.6 亿美元，同期进口额由 102 亿美元增加至 209.8 亿美元， [17] ，逆差由 31.15 亿美元扩大至 96.2 亿美元，经济 “ 进项少，出项多 ” 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其次，斯里兰卡货币不断贬值， 2009 年，斯里兰卡卢比兑美元汇率 115 ： 1 ， 2017 年其汇率则为 152.5:1 ，贬值幅度高达 24.6% 。货币贬值一方面使得以美元计价并以本币计算的还债负担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美元走强，国际市场借贷利率上升，向外融资的借贷成本也随之增加。从全球趋势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进入复苏期，新兴经济体风险增大，资本避险情绪加重，加速回流至发达国家。资本流出降低了可供经济建设使用的外资存量，斯里兰卡只能选择进一步向外借债来补充资金。另外，斯里兰卡外汇储备有限，偿债能力不足。由表 2 可知， 2009 年至 2017 年，斯里兰卡的官方外汇储备在 50 亿 —80 亿美元间波动， 2017 年斯里兰卡外汇储备回升至 79.6 亿美元，可满足国内 4.6 个月进口需求。 [18] 2009 年至 2017 年，斯里兰卡外汇储备与外债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由 2009 年的 25.6% 降至 2016 年的 12.9% ， 2017 年伴随外汇储备总量的回升，能够偿还的外债份额上升到 15.4% ，但总体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外债风险敞口较大。表 2 ： 2009-2017 年斯里兰卡外汇储备可覆盖外债比例年份外汇储备总额（亿美元）外债总额（亿美元）外汇储备 / 外债200953.57209.1325.6%201071.96248.3029.0%201167.48288.5123.4%201271.06370.9819.2%201374.95399.0518.8%201482.08429.1419.1%201573.04448.3916.3%201660.19465.8612.9%201779.59518.2415.4%数据来源：根据斯里兰卡央行数据整理Annual Report, Central Bank of Sri Lanka.斯里兰卡对外经济表现欠佳，从根本上是由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决定的。其一，斯里兰卡现代化工业基础薄弱，对外出口以纺织与服装产品、茶叶、橡胶制品 为主，出口附加值较低，而进口的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价格上涨速度高于其出口产品，导致斯里兰卡贸易条件恶化，出口相对进口的盈利能力和创汇能力下降，贸易赤字增加。其二，斯里兰卡出口以欧美发达经济体市场为主，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市场需求长期萎缩，导致斯里兰卡货物出口增长较慢。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内战，斯里兰卡实际上错失了 20 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体集体起飞的良机，未能融入蓬勃增长的东亚生产体系，在 20 世纪末全球化浪潮中，斯里兰卡也没能有效利用本国的地缘位置优势，错过了将自身打造为 “ 印度洋贸易中心 ” 和 “ 东西方连接点 ” 的机遇。3. 债务融资型增长模式的累积效应。20 世纪中期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采用债务融资型增长模式，自外部借入债务来满足国内资金需要。外债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政策手段，一方面可用来补足进出口贸易逆差，并弥补本国自有资金的不足，兴建生产企业、基础设施等，为经济的腾飞提供初始动力；另一方面，与内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 “ 消长式 ” 存量调节不同，外债意味着当年可支配资金总量的增加，短期内对国民经济起到增量作用，对社会经济进行的是 “ 注入式 ” 调节， [19] 这一特性使外债受到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的欢迎。斯里兰卡也选择了同样的发展道路。 1954 年，斯里兰卡政府自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借入第一笔外债（ 1.3 亿卢比），用以平衡国际收支， [20] 到 1976 年斯外债总额已增长至 49.7 亿卢比。 1977 年，贾亚瓦德纳总统上台，为筹措经济发展资金，以多种形式、向多国借入大量外债，至 1983 年，斯里兰卡外债达到 460.3 亿卢比。 [21] 此后内战爆发，加重斯里兰卡的外债负担，而贸易逆差的逐年增加又使得斯在还款方面 “ 心有余而力不足 ” ，不得已只能继续借入资金还旧债，陷入债务不断累积的恶劣境地。 三、债务问题实质与中斯关系（一）斯里兰卡债务问题的实质由上文分析可知，斯里兰卡的外债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主要由自身的经济结构缺陷和独特国情导致。斯里兰卡外债问题是一个历史延续问题，是斯建国以来持续借入外债的大规模累积效应的集中体现，其本质是发展问题，是斯里兰卡在错失了以往发展机遇的背景下欲实现跨越式增长的路径选择问题。内战结束后，拉贾帕克萨政府确立了以投资促增长的经济战略，以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推动斯里兰卡尽快融入印度洋贸易和物流体系，同时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本国资本严重不足，以外债融资获取资金支持就成了当时斯里兰卡政府的选择。以 2009 年内战结束为分界点，斯里兰卡举借外债的用途出现明显差别： 2009 年之前，斯里兰卡借入的外债主要被用于两大用途，一为弥补国际收支，尤其是货物进出口逆差，二为以武器装备采购为主的军费开支。这两大项目本质上都是消费性开支，基本不构成经济的自主生产能力，对还债助益不大，开支的扩大反而提高了经济对外债的依赖程度，陷入 “ 借新债还旧债 ” 的恶性循环。这一时期，外债充当的是斯经济 “ 救急解围 ” 的 “ 止痛剂 ” 。内战结束以后，斯里兰卡政府开始将举借的资金用于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经济建设中，生产性投入增多，有利于斯里兰卡长期经济增长，对外举借的资金开始真正帮助斯经济走上增长之路。从全球经验来看，一国是否会发生大规模债务违约，往往取决于该国政府能否合理利用外债资金，这一 “ 合理 ” 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指合理用途，即借入的这部分资金用于经济生产能力的扩张而非一次性消费上，保证其成为持续的资金来源，而非单纯债务负担；另一方面指合理管理，即综合考虑当前外债总额与经济还债能力等因素，理智配置债务期限，使债务负担在不同年份之间合理分配，确保政府不至于在某一年被庞大的债务负担压垮，陷入入不敷出，甚至是破产违约的境地。 20 世纪 80 、 90 年代，拉美国家就曾出现巨额的债务亏空，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出口创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引入了过多短期或浮动汇率外债，但又将这些资金用于回报周期较长的项目，最终在国际经济环境变动、利率上行的情况下最终被迫债务违约，发生大规模债务危机。从这一角度上，尽管外债负担沉重，但斯里兰卡外债资金的用途和期限结构都相对合理，债务风险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斯里兰卡外债问题既与中国无关，也与中国有关。之所以说无关，理由有三：第一，目前斯里兰卡的债务负担是长期累积的结果，过去斯里兰卡的主要债权国为日本、欧美国家和 IMF 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直到斯内战结束前后，中国才真正成为斯里兰卡主要债权国之一，因此，斯里兰卡的外债问题绝非因中国而起。第二，依靠外债融资、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斯里兰卡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以中国为主要融资方也是斯里兰卡在与多方接触后的主动选择，不存在被 “ 设置 ‘ 债务陷阱 ’” [22] 的问题。据斯里兰卡议员纳马勒 • 拉贾帕克萨透露， 2009 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时，斯政府曾恳请某些国家帮助建设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包括汉班托塔港项目也是最先向印度提出， [23] 但被这些国家拒绝，斯由此才转向中国寻求资金支持。 [24] 第三，与之前 IMF 等机构 “ 救急不救穷 ” 的贷款不同，中国对斯里兰卡投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斯里兰卡内政，且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用途，符合斯里兰卡自身发展思路，对斯里兰卡长期经济增长大有裨益。中国与斯里兰卡的经贸与投资合作建立在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上，由双方经平等协商而得，与西方曾经奉行的 “ 债权人帝国主义 ” [25] 有着本质区别。之所以说斯里兰卡外债问题与中国有关，首先在于斯里兰卡的确向中国借有外债资金。 2005 年拉贾帕克萨上台后，采取强力清剿 “ 泰米尔伊拉姆解放虎 ” 组织 ( 简称猛虎组织 ) ，引发西方社会的批评和贸易制裁，但中国坚定站在斯里兰卡国家政府一边，为斯里兰卡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帮助斯进行港口、煤电站、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2009 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以后，中斯之间延续了这种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投资模式，中国一跃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当年向其提供了 12 亿美元贷款，是斯里兰卡第二大投资方亚洲开发银行 4.24 亿美元出资额的近 3 倍。 [26] 根据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提供的数据，在斯里兰卡 2017 年 518.24 亿美元的外债余额中，来自中方的贷款余额约 55 亿美元，占斯外债总额的 10.6% ， [27] 中国已经成为斯里兰卡的主要援助者和投资者之一。但是，如果仅看中斯外债，目前中方对斯里兰卡融资占其外债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中国只是斯里兰卡众多融资方之一。且在中方对斯里兰卡贷款中，低息优惠贷款约为 33.8 亿美元，占中方向斯贷款总额的 61.5% ， [28] 高于斯里兰卡优惠贷款占其外债总额的比重（ 48.8% ）。 [29] 中国对斯融资并未对斯里兰卡构成压倒性债务负担。斯里兰卡外债问题与中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