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保险史②丨王永明：百年风云等闲过

口述丨王永明 文丨徐晓

1931年，中国银行在上海发起设立中国保险公司，由中行的常务董事宋汉章担任中保董事长。

1931年底，我因为生病，只上了一年高中就肄业了，在上海的哥哥家养病。当时我姐夫也在上海，是中行的雇员，他告诉我，中行正在为中保招考练习生。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去报考了，七考八考，也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就回江阴农村的家了。后来姐夫通知我考取了。我回到上海工作时，“一•二八事变”发生了，交通不便，耽搁了一段时间。

1932年2月，正式到中保上班。我去的时候，公司刚刚开业，只有很少几个人，公司地点是在公共租界仁记路，中国银行所在地，后来迁至四川路270号。

刚进去时先当练习生，一个月8块大洋伙食费，没有工资。同时报考的有大学生，有中学毕业生，我高中都没毕业，不知道怎么我就考取了，这也是机遇吧。起先跟着学习学习，干些杂活。

保险单是中英文的，中文的要手工填写，英文的要用打字机打，我不会打字，就得从头学。英文我在中学学过，还学得挺好的，有时候老师偷懒，就叫我代课，当“小先生”。到了中保之后，经常要用到英文，我又抓紧自学，逐渐地就能胜任工作了。

当了3年练习生以后，才成雇员，后来慢慢地升到火险部科员、科长、业务管理处副处长，那时处长是孙广志。中保是宋汉章的天下，浙江绍兴人受重用（徐晓注：宋汉章是余姚人，余姚曾经归属于绍兴，现为宁波辖下）。我是一级一级往上升，没有跳过级，因为我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小毛孩子”，没有后台。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轰炸上海，宋汉章带着一帮人迁往重庆，在重庆设立了中保总管理处，我还是留守上海。

在当时的保险市场上，中保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上海有若干个分保集团，中保有一个，太平也有。因为上海有五六十家中资保险公司，普遍资金较少，自己承担的能力小，接了业务以后要分保。

中保有中行作为后台，而且在国外有分行，深得小公司信任，好多业务就都分给了中保。中保在伦敦有分保合同，在国内拿下来业务再分出去，相当于是小买办。最初分给当地的英国太阳保险公司（sun insurance office），他们还专门派了一个人常驻中保，叫Noble，做顾问。后来才分到国外，从伦敦到世界各地。

二排左3为王永明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军管会接管上海保险业，负责人正是从前在中保工作的地下党员林震峰。来我们公司贴布告是孙文敏，他们是中保的接管大员，另有联络员，起先是吴越，后来改成施哲明。

1949年10月20日人保成立。考虑到中国保险公司与伦敦市场有二三十年的业务关系，而且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政府决定保留中保。我无党无派，原职原薪留用，还是业务管理处副处长，后来调任调研处处长，副处长是王理顺。

解放初期，国内缺少物资，要从国外进口很多东西，主要是棉花等民生必需品，一方面解决人民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平抑物价。抗美援朝爆发后，美国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运送我们进口物资的美国船就把货物卸在附近的港口，我们只能再租用其他船籍的轮船把货物运进来。这些货物都保了海运险和战争险。

1951年2月，我们租用的两艘巴拿马籍货轮“海皇”号和“海后”号行驶中，“海后”号被台湾国民党海军拦截，劫掠到基隆港，连船带货全部被扣。“海后”轮上的货是由中保承保的，由上海分公司出的保单，并向伦敦市场办理了分保。

当时我在中保上海分公司担任副经理。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与伦敦的分保接受人反复交涉，据理力争，最后把赔款给要回来了。据公司会计跟我汇报，总共摊回了104万英镑左右。由于中保还欠伦敦分保费，作相应扣除后还有七八十万英镑，都拿回来了。

从前，国内的保险公司把业务分保给伦敦，只有付出保险费，从来没有从伦敦拿钱回来过，这次摊回了这么多赔款，也可以说是“运道”来了。

中保的总部原先一直在上海，我也一直在总公司工作。1951年，中保迁往北京，人心动荡。上级调我到中保上海分公司担任副经理。还有一位经理，是原来太平保险公司总经理陶听轩，但他实际上一直没到职，曾经在中保拿过工资，不过从来没有来上过班。

解放后太平在国内没有复业，但是有点地位的人都属于统战对象，都要给个待遇，让陶听轩在中保上海分公司挂个经理，可能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的。所以，中保上海分公司实际上是我在主持工作。那时候我在中保总公司刚刚升了处长，为什么还要调我去上海分公司当副经理呢？

上级领导说：打算调你到人保公司去工作，地位高了不好安排，所以就降低点职务，到北京好安排。中保迁到北京后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调到人保，孤孤单单，其他人都还是以中保的名义工作，在人保公司内专门给中保留了个办公室。

领导大概是把我当业务尖子调到人保的，担任国外业务处副处长，处长是施哲明。1951年6月，中保在北京召开董事会，变成公私合营保险公司，实际上都是中国银行的资本，施哲明当了中保副总经理，是中保的国资代表。所以，虽然施哲明还是人保国外业务处的处长，但未到人保上班，主要还是在中保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保的业务也慢慢没有了，1955年，中保并入人保，只保留海外机构，在北京，只在人保总公司内设一个中保总管理处，其实就是只有一块牌子。

有一段时间甚至认为招牌都不必保留了，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招牌还是保留吧，摆在那儿，不管有用没用的，没有坏处只有好处，何况香港还有中保呢，多个牌子多点灵活性。

前排左起：魏迎宁、李嘉华、陈继儒、王永明、叶奕德

1958年底，上面决定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干部已纷纷外调。保险公司干部之间议论纷纷，国外保险业务是否也要停办？而且主张停办的人还不少。

保险公司为了听取意见，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了国外保险处的同志外，还有一部分国内保险处的同志，还邀请了中国银行和外贸运输公司负责保险的人。这次会关系到保险业务命运的决策，气氛有点紧张。

首先发言的是主张停办保险的积极分子（当时叫造反派），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国内保险既可停办，国外保险也可停办。

主张继续办理国外保险业务的，大多是当时被认为“保守”的同志，也包括我在内。我们的心情都是战战兢兢的，我们的理由是：

保险是对外贸易报价的必要组成部分，CIF是全世界公认的国际贸易计价标准，我国不设保险公司，不办理国外保险，势必都推给国外去办，会使国家蒙受重大的外汇损失；保险单是我国外汇银行进行国际决算的重要单据；进出口货物失掉了本国保险机构的保障，也要遭受一定的损失；世界各国，包括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办理这项保险业务。

也有人主张，进口贸易的保险可以停办，保险公司可以继续办理出口贸易的保险，因为出口贸易的保险可以为国家吸收外汇保险费。这也可说是中间派。

外贸运输公司的代表发言时，积极支持把国外保险办下去。他们说，保险和外贸，解放以后一直合作得很好。保险不仅为国家节约和吸收了外汇，而且为对外贸易作了有益的服务。他们认为：保险业务继续办下去，对国家、对外贸都是有好处的。

双方各执一词，人数上主张停办的比主张继续办的多得多。主持会议的国外保险处领导，既没有摆自己的观点，也没法作结论。

会后，财政部主管保险的吴波副部长把国外保险处施哲明处长和我（副处长）找去谈了一次话，指示三点：

一、国内保险既已决定停办，不必再去讨论。

二、外贸对国外业务保险既有需要，外贸部门也主张办；世界各国，包括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保险机构，现在还都在保险。我们决定：国外保险继续办下去。

三、既已决定把国外保险办下去，以后不要再去讨论停办不停办的问题，不能一方面说外贸需要保险，另一方面又随随便便今天说办明天说不办，蛊惑人心。要多多考虑如何把国外保险积极办好。领导关系转给中国银行，是国外保险同中国银行的业务联系比较紧密，并不是有什么其他看法。

争论结束了，国外保险业务度过了存废一关，从事国外保险工作的同志也放下了心。

回想起那段时期的保险经历，我做了几件有益的工作，感觉很欣慰：

1、在中保，我负责办理分保业务，既团结了国内小公司，又为国家节约了外汇分保费支出，特别是在“海后”轮赔款索赔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为国家争取了大额外汇赔款。

2、在人保，扭转了我国对外贸易都在国外保险的惯例。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都在国外保险，要付大量的外汇。我坚持我们已有了国家保险公司，应该在人保保险。通过与贸易公司、远洋公司等坚持不懈的宣传，做工作，先从出口贸易开始，逐步推行到各种结算方式的进出口贸易。据我当时记忆，90%多的进口贸易、60%多的出口贸易已在人保承保，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3、我很欣慰的是，我经手办理的赔款业务，从来没有失败过。除“海后”轮外，“跃进”轮事件、大连散装粮食进口案、天津外轮失火案等等，都获得了满意的结果，为国家争取了宝贵的外汇。

4、致力宣传保险，培养保险人才。我担任中国保险学会首任秘书长和《保险研究》的主编，担任了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普及保险知识，带出了不少学生，这是我十分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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