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报告六：之生猪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原标题：生猪期货系列报告（六）之生猪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来源： 长江金融部落

核心观点

供给与需求是导致猪价波动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实施和疫病及突发事件因素也对生猪价格有较大的影响。

从供给端来看，短期影响因素为生猪出栏数量与出栏均重、进口、国家收抛储；中期影响因素为能繁母猪存栏量和MSY指标；长期影响因素为猪周期和养殖成本。

需求端影响生猪价格的因素主要包含了收入水平、人口数量与结构、替代品价格以及消费季节性等。

目前小中大猪存栏正在恢复，但压栏现象普遍，叠加下半年是需求旺季，令猪价坚挺，但国内进口抛储不断抑制猪价上行空间，短期生猪价格维持高位震荡；中期来看，能繁母猪存栏正在恢复，MSY指标有提升空间，生猪出栏量会逐步提升，中期猪价承压；长期来看，国内对肉类消费需求相对稳定情况下，猪价波动主要源于国内生猪的供给变化。目前国内正处于2003年以来的第五轮超级猪周期中，因猪价居高不下，养殖利润丰厚，刺激养殖户扩大生猪产能，猪价逐步进入下跌周期，不过生猪养殖成本上涨，为价格提供底部支撑。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国和消费国，猪肉是我国居民最主要的肉类消费品，生猪是和粮食一样重要的农产品，生猪价格影响着千家万户，研究生猪价格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供给和需求直接影响着生猪价格的走势，除此之外，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实施和疫病及突发事件因素也对生猪价格有较大的影响，本报告将对这些价格影响因素逐一分析。

01、供给端影响因素

供给端的影响因素按照影响时间可以划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因素。

（一）短期影响因素 

出栏数量与出栏均重是生猪供给端最为直接的决定性因素，主导短期生猪价格波动，进口、收抛储等因素也会影响生猪供给量，一定程度上影响生猪价格。

1、出栏数量与出栏均重

国内生猪供应=出栏量*出栏均重，出栏数量和出栏均重是衡量猪肉供应的重要指标。由于在猪的繁育周期中，从小猪长成商品猪大概需要4-5个月，而对于中大猪需要1-2个月。通过小，中大猪存栏量可以较为准确的分别预测出4-5月后及1-2月后的生猪出栏量。此外，生猪生产具备一定的季节性，夏季生猪出栏量偏少而冬季生猪出栏量偏多。一般冬季仔猪疫病高发造成死亡率升高，从而造成来年夏季生猪供应的减少。

其次，夏季生猪长肉慢，冬季长速快造成冬季猪肉供应量的相对增加。同时，高温天气下生猪易掉膘养殖户不愿出栏，也会导致生猪在夏季高温天气时供给相对偏少，从而引起生猪的价格变化。从生猪出栏量和生猪价格关系中我们可以看两者呈现负相关性特征。

出栏体重是短期猪肉供给的调节项，受养殖户压栏行为的影响，一般出栏体重持续攀升，则意味着产业对于猪价涨价预期在强化。2023年高猪价、高成本及高风险下把猪养大明显更为经济，相较110KG至120KG的正常生猪出栏体重，生猪体重增长明显。由涌益咨询数据，从年初起，大中小猪存栏量，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今年秋冬生猪出栏量有望小幅回升。此外，由于猪价高企，自繁自养利润高达2600元/吨，生猪出栏体重维持高位。虽然小中大猪存栏正在恢复，但压栏现象普遍会令短期价格维持高位震荡。

图1：生猪出栏量与生猪价格

2、进口

生猪进口会增加国内市场生猪供给，影响短期价格，但我国进口猪肉占国内消费比例较小，进口对价格的影响有限。我国是一个猪肉净进口国家，2023年我国猪肉净进口量达到了2316万吨，在2023年更是达到了4300万吨，但是猪肉进口量占国内猪肉消费量的比例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即使在2023年生猪净进口量急剧上升时，其占国内猪肉消费量的比例也仅为10.67%，在以前年度基本处于5%以下，由此可见，国内生猪需求基本上由国内自行供给，进口不是影响我国猪市的主导因素，但是猪肉进口量的上升对国内市场上生猪供应紧张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因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生猪价格上涨势头。

3、国家收抛储

我国的收抛储政策对生猪价格的整体走势影响有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我国储备肉大多为冷冻肉，相对而言我国居民更倾向与消费新鲜肉类，储备肉对居民消费的吸引力不大，供给有效性削弱；其二，国家储备量有限，对猪肉市场价格的调节能力较弱。自2023年一月至今，我国猪肉累计投放额以达到52万吨，最近一次投放为8月28日，储备肉投放量为1万吨。总的来看，生猪收抛储对于猪价的影响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稳定市场预期，缓和猪肉价格波动的作用。

（二）中期影响因素——能繁母猪存栏量和MSY

能繁母猪存栏量、MSY是生猪供给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决定生猪的供给时间和供给总量的根本性因素，是猪肉价格变动的重要中期影响因素。

能繁母猪是生猪繁育的基础，能繁母猪存栏量决定了生猪繁育能力的强弱，保有量高则能够迅速补栏，为商品育肥猪的保有量提供保障。由于从能繁母猪产仔、育肥再到出栏形成生猪有效供给需要经过大约10个月的生产时间，因此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变动是猪价趋势变动的根本动力。MSY即一头能繁母猪一年能够提供的出栏生猪数量，代表着母猪的生产效率。

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3年10月开始能繁母猪存栏连续9个月环比增长，截至2023年6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629万头，同比首次由负转正，比去年底增加549万头，已恢复到2017年年末的80%；6月末全国生猪存栏大约在3.4亿头左右，比去年年底增加近3000万头，生猪生产持续恢复向好，为后期增加市场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2023年数据，欧盟地区平均PSY27.53头，MSY25.68头；美国PSY25.68头，MSY24.83头。而我国受非洲猪瘟高死亡率影响，2023年MSY从20下滑至17.4，由于二元母猪存栏受损严重，全行业出现较多三元母猪留种现象，造成能繁母猪生产性能有20%-30%的下滑，根据博亚和讯二元数据，预计2023年MSY下滑5%至16.5，相较欧美国家而言差距明显，从长期看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综上，随着国内能繁母猪存栏的恢复，生猪产能不断增长，如果非洲猪瘟疫病不再大面积爆发，叠加国内MSY的增长潜能，明年生猪价格或进入下跌周期。

（三）长期影响因素

长期来看，猪周期主导猪价波动，养殖成本可作为猪价底部的支撑信号。

1、 猪周期

猪周期指的是猪价因为供需不均衡而产生的周期性变动。“供给不足→猪价上涨→养殖规模扩大→供给过剩→猪价下跌→养殖规模缩减→供给不足”的循环，造成猪价明显的周期性波动。此前，我国生猪行业呈现较为明显的“一年涨、一年平、一年跌”的周期性波动，被业内称为“猪周期”。2003年以来，以生猪价格波峰波谷作为判断依据，我国一共经历了4轮完整的猪周期，近几年“猪周期”规律出现异化，3年左右的波动周期正在被拉长，波幅也在变大。

猪肉价格无法达到供需均衡点的根本原因是分散的养殖户信息不充分，只能根据当前价格来决定当期补栏规模，以期实现养殖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分散养殖户无法预知市场整体供需结构，会出现盲目补栏或出栏的结果，由于生猪养殖周期较长，个体养殖户当期补栏产生的供给量要在一段时期之后才能体现，因此猪价便会由于猪本身生长周期的影响而呈现周期性波动。

不过猪周期随着规模化养殖程度提高会被弱化或拖长，如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家庭农场数量开始急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型现代化养殖公司以及经过合并后的大农场，并不断发展壮大，在90年代引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同时，美国猪周期也终于在90年代开始被弱化、拖长。  

目前国内正处于第五轮超级猪周期中，时间为2018年8月至今，猪周期的分析会对生猪的价格有个长期趋势判断，不过随着我国规模化程度提升，我国生猪及猪肉市场上的价格周期性波动将在未来有所弱化。

2、养殖成本与利润

成本主导规模养殖场的现金流成本决定猪价底部区间，当养殖利润持续高位，养殖户积极补栏，意味着未来价格有高位回落风险，但当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都已经面临或者接近亏损，那么意味着行业价格已经离拐点不远了，对于养殖企业来说，只要价格还在可变成本之上就不会停止生产。养殖成本主要由饲料成本、防疫成本、人工成本、仔猪成本、厂房折旧和水电成本构成。其中饲料成本占比最高，达56%，玉米及豆粕价格对于成本变化的影响极为明显。此外，在防疫方面，非洲猪瘟的反弹以及今年南方洪涝使得防疫成本飙升，人工成本、厂房水电成本从长期上看呈现趋势性上升，对养殖成本有一定的抬升作用。

从养殖成本与生猪价格的对比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散养还是规模养殖，养殖成本与生猪价格的变动趋势相一致，随着2015-2016年养殖成本的上升，生猪价格也逐步上升；而2017-2018年养殖成本下降时，相应地，生猪价格也开始下降。

02、需求端影响因素

从需求端来看，影响生猪价格的因素主要包含了收入水平、人口数量与结构、替代品价格以及消费季节性等。

（一）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对生猪消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来说，收入水平与生猪消费呈同方向变动的趋势，即收入水平提高会使生猪消费提高，收入水平降低会使生猪消费减少。

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猪肉消费量的比对中，我们可以看到从2013年到2018年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其中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18310.75元上涨至2018年的28228元，与之对应的全国人均猪肉消费量由2013年的19.77千克上涨为2018年的22.83千克，由此可见，居民收入的增加对于猪肉需求具有拉动作用，对需求的影响也将反映到生猪价格中去。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发生改善，牛肉、羊肉、海鲜的消费占比缓慢提升，替代效应愈发明显，人们对猪肉的需求对收入的增长边际效应递减。

（二）人口数量结构

人口数量结构对猪肉需求量的影响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人口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数量规模。

1、人口城镇化

由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相较于农村人口而言更高，城镇人口由于收入更高，对猪肉的购买量也会更大，其次有相当大程度的农村居民倾向于“自养自食”的生活方式，养殖、屠宰、消费都在家中独立完成，农村居民对于市场上的猪肉的需求更小。

近几年，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仍然处于快车道中，城镇化率稳步上升。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猪肉的总需求量。从长期来看，人口城镇化发展会一定程度地抬升生猪和猪肉的价格。

2、人口老龄化

由于老年人对蛋白质和油脂的摄入量低于年轻人，老年人对猪肉的需求量低于年轻人，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到全社会对猪肉地总需求量。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猪肉的需求量将会进一步放缓。

3、人口数量规模

从1976年至2023年，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我国人口增长率有明显下滑趋势，最高点达到过1.61%的增长率，2023年增长率下滑至0.36%，但始终保持增长率为正，人口数量逐年上涨，猪肉消费量也由1976年的702.8万吨逐年攀升，在2018年时达到了5529.5万吨，即使2023年有一定的下滑依然消费了4486.6万吨猪肉，人口的增长对猪肉的消费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三）替代品

替代品的存在也会对生猪的需求产生影响。当生猪价格偏高时，人们更可能选择消费诸如牛羊肉、禽肉、水产品等替代品而放弃消费猪肉。导致猪肉在短期内需求量减少，价格下跌。

自从非洲猪瘟爆发，生猪产能下降以来，猪肉价格一路攀升最后在高位徘徊，但其替代品牛肉和及鸡肉的价格涨幅不大，鸡肉甚至在近期跌回去年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猪肉的需求量，利空猪价。

（四）季节性因素

我国生猪需求具有较强的季节性，一般来说，肉类消费在天气寒冷的秋冬季相对较多，而在炎热的夏季消费相对疲软；另外，重大节假日对猪肉消费的刺激更为明显，比如中秋国庆假期，以及春节前后，我国有着南方制作腊肉、北方杀年猪的传统，会对猪肉消费形成明显的拉动。从屠宰量的月份变动可以看出，每年的12月、1月的屠宰量均明显高于其他月份，而春节后则因普遍为需求淡季，屠宰量也相应地下降幅度较大，这是对猪肉消费季节性波动的直接反映。今年年开春以来，屠宰利润较往年同期相比过低，甚至出现了亏损的情况，造成生猪需求的低迷，对生猪价格的上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从季节性角度来看，下半年生猪需求逐步好转。

03、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供给端与需求端相关影响因素外，一些其他因素诸如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实施和疫病及突发事件等也会影响生猪供给和需求，从而对生猪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一）宏观经济环境

任何经济活动都要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展开，生猪生产消费所在的经济环境就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因此生猪价格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当宏观经济发展良好时，一方面会使居民收入上升从而带动生猪消费，增加生猪需求；另一方面，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当生猪价格走高使生猪生产有利可图时，社会资本会进入养猪行业，增加生猪供给量。另外，国民经济发展较快，货币供给量会增长加快，国外热钱也会流入国内，推高国内物价，生猪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相反，当国民经济发展景气度不高时，居民的收入会受到较大的影响，进而生猪消费需求会减弱，此外，国民经济不景气也会造成社会资金的投资渠道变窄，当猪肉价格上涨时，会有部分社会资金进入生猪行业，当猪肉价格下跌时，这些社会资金又会撤出生猪行业，加大生猪价格的波动性。

（二）政策性因素

政策对生猪价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可能通过影响生猪供需来影响生猪价格，也有可能通过政策直接调控生猪价格。

1985年之前，国家对生猪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生猪价格完全由国家制定。1985年开始放宽生猪价格管制，但国家还是有意识的抬高生猪价格，使之前过度受压抑的生猪价格得到释放，导致生猪价格放宽之后的快速上涨。1992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国家对生猪价格的干预措施明显减少，国家的生猪政策由原先直接的价格干预变为在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对生猪价格采取宏观调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至今，目前我国主要有三类政策。第一类政策是生猪产业扶持政策，通过对生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补贴和扶持来调节市场中的生猪供给，主要包括了实行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调出大县补贴、规模养殖场补贴、鼓励金融机构给予生猪养殖企业融资便利等。第二类政策是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主要是储备猪肉的收储与投放，生猪价格过低时，国家收储部分猪肉，使市场上猪肉的供给减少，价格回升；生猪价格过高时，国家向市场投放部分猪肉，增加市场上的猪肉供给，以平抑猪肉价格过快上涨。无论是收储还是投放，都会对市场原有的平衡造成破坏，对生猪价格产生影响。第三类政策是环保政策，日益严峻的环保政策会对养殖场的环保成本产生较大的压力，同时在许多省市采取了限养、禁养等措施，对生猪供给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三）疫病及其他突发事件

疫病是生猪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生猪养殖行业作为畜牧生鲜，生猪在养殖周期里，面临的疫情风险巨大，可能面临包括猪丹毒、猪肺疫、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蓝耳病等近20种疫病。

疫情对生猪价格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实现：第一，疫情发生后，政府监管部门普遍的做法之一是减少省际间的人口流动和商品流通等措施，以防止病菌的扩散。局部主产区大量生猪外运受阻，积压在产区，供大于求，产区价格下跌，销区短期出现供应不足价格上涨。第二，一旦疫情出现扩大的态势，各地防疫和监管部门会采取强制扑杀的措施，产区生猪供应势必会受到影响，同时，处于对健康的恐慌性，广大消费者也会减少猪肉的消费转而选择其他品类。第三，疫情的发酵，将会加剧养殖户对于后市的担忧，补栏积极性下降，短期加快出栏，甚至减少能繁母猪的存栏，对于后期的商品生猪的供应也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因此，在短期出栏加速，长期后备不足，养殖户亏损，消费者消费积极性降低等多方面的影响之下，猪价不管从短期还是长期，都会由于这一突发性的因素，打破猪价的正常波动，出现剧烈的波动。

过去十多年间，我国生猪养殖行业爆发了蓝耳病、仔猪腹泻、猪口蹄疫、非洲猪瘟等大规模疫情，目前我国生猪养殖仍然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以非洲猪瘟为例，从2018年8月我国首次发现非洲猪瘟疫情直到2023年的全国蔓延，2023年国内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生猪死亡，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生猪供应缺口，生猪价格从最低 2023年最低10元/公斤上涨至2023 年11月近40元/公斤历史高位。对生猪价格影响剧烈。

一些突发事件诸如食品安全问题、自然灾害等也会影响生猪的供给和需求，从而引起生猪价格波动。

在食品安全问题方面，最严重的案例则是2011年发生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在2011年3月15日央视播出的3﹒15特别节目《“健美猪”真相》中指出，河南孟州等地采用违禁动物用药“瘦肉精”饲养的有毒猪，流入了双汇集团下属的济源双汇。这次事件引发了全国人民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损害了双汇集团的声誉，同时也是对生猪行业的一次严重打击，人们对猪肉制品敬而远之，严重影响了河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猪需求。

在自然灾害方面，诸如洪灾、雪灾、地震等，其主要影响生猪供给，对猪肉价格的影响是阶段性的，短期高涨之后会迎来明显回落。例如，在洪水灾害的前后，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道路不畅的情况，一旦道路受阻，所在产区的猪肉就很难被运送到市场上，所以短期内，受灾地区的猪肉价格可能会保持较高的水平。但是一旦道路恢复通畅，物流顺利，猪肉价格就出现会明显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