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科员越来越不愿写材料了 形式主义逼出基层“文抄公”

半月谈记者 梁晓飞

起草公文、制定文件、上报材料，是基层工作分内之事。然而，近年来文件材料搬抄拼凑现象屡有发生。半月谈记者梳理统计发现，近八成“文抄公”集中在基层。基层干部为什么不愿写文件材料?又是什么制造了“文抄公”?

“文抄公”多在哪里

根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照抄照搬文件材料的案例通报至少有51起，涉及17个省区市。其中，科级部门，以及乡镇、街道、社区、农村等累计占比接近80%。县区政府科级部门“发病率”最高，占比高达45%。

从通报情况看，这些案例大多是在照抄网络时抄错被发现的。比如，陕西省神木市卫生监督所的公文提到了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应急管理局的差旅费按丽水市规定执行，四川省岳池县医保局的个别党员“在水文水情岗位上，认真学习钻研水情业务”等。

也有少数“文抄公”是在会场发言时被抓了现行。比如，江西省广昌县党史办和房管局的负责人就是在巡察动员会上作表态发言时“撞车”的，类似的还有济南市天桥区外事侨务办公室和政府项目资金管理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不同层级单位照抄照搬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通报的案例中，县区政府科级机构照抄党建材料和公文占比超过六成。

乡镇、农村主要照抄党建材料，方式多种多样。有的照搬网络，有的相互照抄，有的照搬上年材料，还有的复印邻村材料。

街道、社区则习惯于从网络上照抄宣传资料。如：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新盛街道的宣传资料落款为“郑州市公安局解放路分局宣”;在荆州市沙市区解放街道办事处北湖路社区的宣传栏上，《市民文明公约》要求“讲究卫生、绿化首都”。

基层写材料是苦活

基层干部反映，近年来，政府机关里的许多年轻科员越来越不愿写材料了，甚至“连抄也不愿抄”。写材料被看作是苦活、累活，难出成绩。在不少基层单位，人员身份复杂，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事业编，还有的常年借调。写材料这个“苦重”的活计，往往会层层往下压。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即便是在科级部门，也很少有领导干部愿意亲自写材料，写材料的往往另有其人，有的是工作人员，有的是借调人员。

相关通报显示，大同市路政管理处按照《安徽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治理暂行办法》发布的《平安公路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是由一名科员起草的。误将大同市新盛街道宣传资料落款到郑州的，是一名负责宣传工作的借调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