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国际货币体系是如何演变的？中国该如何定位？
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余永定
“在‘尼克松冲击’之后，我们是否还会面对‘拜登冲击’？”
在为即将出版的高海红教授新著《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一书所作的序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抛出上述疑问。在他看来，“如果以往的经济理论还有存在价值，我们就不能不对美国的极度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冲击深感忧虑。”
在回顾、梳理了自18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沿革之后，余永定剖析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指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根本特征是美元本位，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信用由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弊端显现，存在通货紧缩倾向、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三大缺陷，其背后的根源是：作为一种国别货币的美元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
就中国而言，余永定强调，中国不仅需要在现存体系中趋利避害，而且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中国的定位
——评《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
高海红教授是“60后”国际金融专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创建人，一直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国际金融研究的领军人物。我与高海红教授共事26年，经常同她探讨国际金融问题。高海红教授概念清楚、思维缜密、视野开阔，在同她的学术交流中我受益良多。高海红教授严谨治学和低调谦虚受到学界同侪的广泛好评。
高海红教授的新著《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是她长期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总结与概括。该书内容包括了中国学界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讨论过的与国际货币体系相关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由于我们是长期合作者，我十分认同她在书中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如果有什么分歧的话，很可能是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更极端一些，而她则坚持一种更为平衡的立场。
中国的开放过程很大程度是加入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接受者而不是建立者或改革者。但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美元外汇储备国（有时被日本超过）、世界最大债权国之一（2023年拥有2.3万亿美元海外净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第三大股东；人民币国际化也取得长足进步，人民币成为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的第三大构成货币。中国有权要求国际货币体系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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