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与抗争

当今社会,化妆业已成为女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2009年中国城市女性消费状况报告”显示,87.4%的女大学生有化妆品消费支出;其中67.5%的女大学生认为护肤及化妆品的使用可以提高自信,体现自身魅力和品味。在女大学生群体内部,有26.9%的大一大二低年级女生认为化妆等面部消费可有可无,但只有8.5%的大三大四高年级女生这么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现实社会需要的增多,女大学生对形象资本的投入日益增加,对化妆也愈发重视(刘亚,2010)。在化妆品使用频率方面,74%的女大学生表示每天都会使用(刘长征、于景莲、范梦月,2016)。在化妆的原因方面,“化妆让自己更加自信”、“受周围同学影响”、“社会交往的需要”三项被选择的比例较高,所占百分比依次为:30.21%、26.04%、22.92%(陈阳,2015)。女大学生群体正值青春年华,注重自身的外在形象,化妆作为其寻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学界对化妆这一主题的关注大部分集中在历史、文学、商业和医学等领域,社会学视域内对女性化妆的研究凤毛麟角,且大多集中在女性的化妆行为及消费方面,少有关注女性在化妆行为所体现的态度、动机与抗争意识。在目前一些涉及女大学生化妆意识与意义的探讨上,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化妆的社会性。陈阳结合齐美尔的时尚理论,认为女大学生化妆既是模仿他人的结果,也是自我个性的诠释和维护社会关系的需要(陈阳,2015)。孙旭、赵庆伟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出发,认为女大学生化妆是一种社会化后的角色扮演行为(孙旭、赵庆伟,2012)。而关于此种社会化的场域和途径,张慧敏认为主要来自家庭和同龄群体的影响(张慧敏,2011)。

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综合研究的可行性、资料的丰富性及一些个人经验,笔者共选取了来自不同学校和年级、拥有不同学科背景且具有一定的地域和城乡差异的大学生进行一对一深入访谈,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经验材料来源。访谈对象共12位,其中女生10位,另访谈男生2位作为背景性参考资料。

在阅读文献和整理分析经验材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相当一部分材料显示,女大学生的化妆行为在初入大学时受家庭环境、尤其是母亲化妆情况影响较大;但到了大学高年级,女生寝室或其他初级群体内部在化妆频率、偏好、品牌选择等方面则逐渐趋于同质化,这与纽科姆(T.M.Newcomb)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研究发现相似。1简单的模仿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大学生对模仿更具审美上借鉴意义的女明星的妆容兴趣不大(陈阳,2015)。参照纽科姆对大学生政治态度变化现象的分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大学生在不同阶段对不同群体产生认同,并参照群体内成员化妆的方式来进行自己的化妆实践。

据此,笔者试以参照群体理论作为切入视角来探讨女大学生化妆的意义。参照群体理论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曼(Herbert H.Hyman)提出,用于表示个体在确定自身主观地位时与之相对比的群体(转引自庄家炽,2016)。参照群体理论是研究个人的客观社会地位与其社会观点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心理机制的工具,它认为个体往往将其心理上所认同的参照群体的价值和规范作为评价自身和他人的基准及形成自身价值观念的依据。凯利(Harold H.Kelley)将参照群体的作用分为两类:规范作用与比较作用。前者对个体内化价值规范、形成社会态度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后者是个体对自我、他人进行评价时所采用的比较性标准的来源(转引自周晓虹,1997:336)。帕克(G.Whan Park)和莱斯戈(V.Parker Lessig)将参照群体对个体的影响方式分为三类,即信息性影响、规范性影响和认同性影响,分别表现为个体把参照群体成员的行为和观念当作潜在的有用信息加以参考、个人为获得群体的赞赏或避免惩罚而采取满足群体期望的行为、个人对群体价值观和群体规范的内化(转引自秦晓敏、盛敏,2008)。

在参照群体理论视角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女大学生开始有意识地将自身的参照群体由青少年转变至成年人,并以成年人群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要求和评价自己,因而开始接触具有成人化符号意义的化妆。在日常生活的化妆实践中,女大学生在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这两类不同参照群体规范的作用下,将两类群体的价值观念逐渐内化,进而以两种相互对立却真实并存的意义来理解自身的化妆实践:以传统女性为参照时,女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