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读博6年的博士亲历：真正的博士要为生计发愁 黄金期货的论文好写吗多少字数
原标题《“血博士”是怎样炼成的》
2011年春天，我收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向来胸无大志的我当时的规划是四年按时毕业，然后在长三角找一份稳定的教职。然而也许是命运吧，我辗转读了六年，最后也没有拿到教职，而是暂时落户于维也纳大学。石头教授邀请我把读博的经历写下来，可能是因为我走了一条不怎么常规的路，对后来者也许是个借鉴，抑或警示。
具体来说，我在博士阶段独立研究了一个非主流的议题——中国的血液供给，读博的六年里反复被人质疑（以及自我怀疑）这个选题是否成立。事实上，直到博士论文定稿，直到我的独作论文在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和Modern China（《近代中国》）上发出来，这种困惑也仍然伴随着我。
01.序曲
之所以会读博，还要从我在南京大学读大二时的定量方法课说起。这门课的作业之一是设计一份问卷，并收集、分析数据。当时是2009年3月，经历了前一年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三鹿毒奶粉等诸多事件，我周围的同学普遍对中央评价甚高，对基层政府则颇多不满。我觉得这个现象值得研究，因而进行了问卷调查。2010年3月，我又以《断裂——政治信任的央地差异及其解释》为题申请了教育部国家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
写立项申请的时候，我阅读了李连江老师关于政治信任的几篇论文，很感兴趣。于是，在李永刚老师的鼓励下，我决定申请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项目。也非常幸运，2011年3月，我被录取了。到这里，基本上是个顺风顺水、梦想成真的故事。那时的我显然没有料到这个博士会读得如此纠结。
02.博一（2011.8—2012.7）
香港中文大学依山而建，占山为王。在一个挂着三号风球但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上山”了。刚一入学就觉得自己像个小朋友，一来年龄明显小于系里其他的博士生，二来也模模糊糊意识到可能因为少了硕士阶段的训练，我想问题的方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另外，虽然我最初为了研究政治信任而申请了博士项目，但等到入学的时候，我已经不怎么想做这个题目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越发感到自己并不怎么关心那个通过问卷调查测量出来的叫做“政治信任”的东西。至于我关心的政治信任到底是什么，要到博五那年才想明白。
#台风天狂风骤雨中的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上山”的第一学期，系里有一门课由各位老师轮流介绍自己的研究。轮到马树人老师的时候，他问了一个我至今觉得非常刺激的问题：红十字会成立伊始，为什么大家会信任这样一个新生的组织，并给它捐款捐物？顺着这个问题，他介绍了两项有关献血的研究：Richard Titmuss的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礼物关系：从人血到社会政策》）和Kieran Healy的Last Best Gifts: Altruism and the Market for Human Blood and Organs（《无与伦比的礼物：利他主义与人血和器官市场》）。Titmuss比较了二战后英国的无偿献血制度和美国的有偿献血制度，指出无偿献血更为安全、高效、符合伦理。在促使美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推广无偿献血的同时，Titmuss的这本专著也被视为社会政策研究的经典。Healy则以组织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了血液采集和器官获取中制度的重要性，并曾获美国社会学会的最佳博士论文奖。这两项有关血的研究都让我眼前一亮。
博一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上课、看书、做助教，但到学年快结束的时候，越来越需要有一个博士论文的选题。我当时的关切姑且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很多学者指出，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不应截然对立，二者的合作必不可少。现有的中国研究关注的多是社会找国家的场景，而我的困惑在于，万一国家要找社会呢？1978年以来，除了抗震救灾、北京奥运等非常态情境，动员体制逐渐式微，那么，在日常治理中，国家是如何找社会的？我于是联想到了马树人老师介绍的对献血的研究。国家需要足够的血液，否则公共卫生难以为继，而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从公民身上获取。这个时候，国家和社会是如何互动的？
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只是隐隐感觉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于是给李老师写了封邮件请教。我还记得李老师当时说，他看完邮件觉得非常奇怪，“不知道这为什么是个博士论文的题目，”但他想了很久以后认为这确实是个很好的题目。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虽然还是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研究，但既然李老师都说这是个研究了，那应该就是个研究了吧。就这样，我把博士论文的选题初步定了下来，在成为“血博士”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年的暑假，我走了六个省份，试图寻找一点感觉（李老师称之为“采风”）。在医疗重镇A市，街头的献血点空空荡荡，这个城市每天大量的手术用血从何而来？在B市，若干献血点都设在医院，而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某三甲医院的献血点人满为患，这些人真是自愿来献血的吗？在C市，我发现血头肆意出没。后面会提到，这个夏天观察到的献血上的地域差异，为我博士论文第四章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03.博二（2012.8—2013.7）
博士第二年继续按部就班地上课、看书、做助教、写论文、准备资格考试、开题。上课的话，比较值得一说的是上下两学期李老师的研讨课。内容听起来很简单，就是每个星期修改自己的研究计划或毕业论文，发一个新版本给老师和同学课上讨论。我自命疏于写作，从小就不喜欢写作文，立志“以学术为业”以来也对写论文没多少兴趣。但这一年的研讨课着实磨出了我持续写作的习惯。两学期一共十六次作业，可以说每一次都改到了不能再改、且超越前一次作业的地步。李老师曾借着一位音乐家的话对我说：“If you can live without a paper for two or three days, then don’t write.”（如果可以几天不碰论文，那就不要写了。）我至今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经过博二这一年的训练，写作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没有太多事打扰的话，每天都能写几个小时。
除了写作习惯的养成，这一学年另一个比较大的进展是对90年代中原艾滋血祸的研究。血祸跟我最初的研究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李老师觉得既然要写血，就不能回避这个悲剧。我于是花了半年时间在学校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看材料，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并完成了一篇论文的初稿。在有所收获的同时，这半年的研究带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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