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四个着力点 外汇主要反转形态包括哪些内容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不断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新时代的一项重大课题。意识形态是系统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的思想体系。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有目的的思想工作，主要通过引导思想观念、凝聚政治认同、推动文化传承等，以建构具有思想吸引力和政治凝聚力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好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从总体框架来看尤其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政治自觉：意识形态工作的庞大复杂及其风险意识

经济基础及其活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及其动向也是客观存在的。区别于个人意识和日常意识，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中层次较深且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形态的部分；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形态主要关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取向问题。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意识形态发挥着极端重要的功能。从宏观方面来看，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包括其对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外交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微观方面来看，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有动力功能、平衡功能、预测功能、调控功能、教育功能、引领功能和整合功能等。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工作内容庞大且涉及面广。意识形态问题集中分布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并且渗透于方方面面。意识形态工作的成败，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并且会从根基上影响社会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如果意识形态阵地局部失守进而逐渐全盘被动，就会从根本上威胁党的领导，威胁国体和政体。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防止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离心离德而地动山摇的局面。

回顾历史，意识形态是我们党“起家”和“当家”的一个重要依靠，新中国的成立也包括“意识形态立国”。毛泽东曾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邓小平指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江泽民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7月2日）胡锦涛曾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苏共垮台启发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阵地一旦失守，离彻底失败就不远了。“新思维”搬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彻底放弃革命意识形态资源，抛弃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导致基层党员离心化与党组织丧失凝聚力，党中央也失去了所能掌控的强大组织动员力。失去了意识形态合法性保护，苏联改革最终走向了令人惋惜的失败和混乱。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曾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并非波澜不惊风平浪静，而是既面临外来的意识形态渗透性挑战，也面临内部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适应性挑战，我们必须增强时刻准备迎接任何风险挑战的意识自觉。同时，尽管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但是不能影响中心工作，这也是经过沉痛的历史教训得来的经验。基于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功能及其风险意识的高度自觉，我们尤其应该从政治高度看待意识形态现象及其问题，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把握基调：以“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为贯穿主线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党用意识形态去维护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秩序。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和人民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利”的统一。当然，完整准确地理解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决不能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的思想或意志来理解党性，也不能从某一个阶层、某一部分群众、某一个人的利益和诉求来理解人民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也是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我们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意识形态决不能塑造成为高高在上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价值取向，而应该通过科学的途径使其成为党和人民大众形成政治和文化共识的思想基础，并以一种普遍的民族和国家的价值理念和生活向往的形式呈现出来。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要求我们积极推进党和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互动。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或渗透，因其教育和支配的目的性过于明显，在主体性凸显的现代社会越来越难以奏效。个人意志先放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框架之中再上升至国家意志，国家意志转化为个人利益诉求并通过个人意志发挥作用，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合理选择。我们既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之具有一定的弹性和自我更新能力，进而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要求和新的社会环境，又要从社会不同群体的实际状况和利益诉求出发，注重区分宣传思想工作的层次性，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党性和人民性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既要关注共同利益，更要注重提升共同价值。建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体系，需要改变以往意识形态工作中过于注重宣传共同利益而一定程度上忽视共同价值的思路，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价值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传承和人类文明中的价值共识结合起来，弘扬具有共同价值基础的主旋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取向。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中，还应该有意识地吸收和容纳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情感元素和信念信仰，不断积淀有利于推进政治认同和文化整合的价值共识。

遵循逻辑：以“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为运行机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认识来源于物质实践。同时，作为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反作用。当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形态相适应时，就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反之，则会阻滞和妨碍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依据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把握意识形态更新的机制，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建党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更新和话语创造，这也成为我们党能够推进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一方面，我们没有完全放弃革命年代传统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元素，而是充分挖掘利用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资源，并保持与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内在关联，这就维护了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和权威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重新处理，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其能够有效地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当然，这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不断试错和渐进调适的过程。实践证明，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既有效地论证了改革开放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保证了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维护了党的历史权威和现实地位。

从意识形态话语来看，我们既借用原有的话语并赋予其新的内容，又不断创设新的话语表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113页）我们有意识地从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库和革命意识形态概念资源库中，精挑细选一些既能保护党的合法性、权威性又能容纳发展性、开放性的符号元素，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对其进行创造性解释和创新性组合运用，并以之为基础重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有效回应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批判与挑战中，实现了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断更新。

在新时代，一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结合本民族的深层文化传统资源，从中汲取能够凝聚民心和焕发活力的精神精华；另一方面，我们坚定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