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行和中国金融业的那些往事 外汇专业银行 百年中行

故事从伦敦这个金融重镇说起。

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首府管理着全球4万多亿英镑的资产，每天外汇交易额1.9万亿美元--无论是国际银行业务量、国际股票交易和债券发行量都远远高于纽约和东京。在这样一个卧虎藏龙之地，作为一家中国金融机构，中国银行驻扎了80多年。

2010年，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及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的总部乔迁新居。这幢当时新近买入并全新装修的大楼就在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对门。金融城是个方圆不到2公里的古老街区，却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这里英文遍地，却只有这座大楼的名字写的是中国字。中行的行标标在这座楼上也特别应景：“中”字代表中国；外圆表明中国银行是面向全球的国际性银行。

中国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择机买入这栋伦敦钻石地段的大楼，是中国资本一次绝对精明的投资。现在，中行不仅在欧洲有了最赞的形象展示，还拥有金融城内最棒的中餐食堂。

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是中国现代银行业在世界金融中心最早设立的分支机构，也是民族金融业走向全球金融舞台的开始。成立于1912年的中国银行，1917年之后，又在西方经济大萧条时开出了伦敦分行，成立那年这里叫伦敦“经理处”。

金融城内驻扎百年历史上下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不在少数，但中资银行呢？大概绝无仅有。在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看来：“那时的中国，经济落后、政治动荡、人才匮乏。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神来之笔，让中国银行在创业之初就注入了国际化基因。”

枝繁叶茂如中国银行，也要谈“创业”。对中行而言，国际化是中国民族金融业必须经历的一部分，走出去的重要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显现明显了。

100年前的国际化尝试 大清银行旧址，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此开业（上海汉口路3号，后改为汉口路50号）。

再说回中国银行的历史沉浮。

中国银行前身是大清银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筹措军费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1月24日，孙中山下令：“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大清银行旧址开业。成立于辛亥革命翌年的中国银行成为持续经营时间最久的银行：跨越两个世纪，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

国际化、体制改革、银行系统这些事看起来新鲜，可是在过去百年，中国银行早就经历了数轮。

中国银行自成立起，有近17年的时间履行着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 1927年，受到当时国民政府根基未稳和中行实力的影响，时任财长宋子文同意另行成立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中国银行不再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而是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保留货币发行权。

1928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明确中行经国民政府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此次改组成为中行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保全了独立性之后的中国银行，与海关和邮政局并列，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的三大机关。在当时的上海金融市场，有实力和外国银行抗衡的并不多，中国银行是其中之一。

“国际化”这个词当时就提出来了。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海实施国际化，还是个前卫之举。

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雄心勃勃，希望把中行办成一个近代化、国际化的大银行，要能够与外商银行相抗衡。中国银行成立之初在上海代客经受国外票据，1915年以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东开办五处外汇业务的分行。但要与外国大财团抗衡，这些远远不够。

张嘉璈于1929年5月27日启程出国考察，1930年3月15日回国。这10个月间，他走访了苏联、法、德、英、美等18个国家，其间，伦敦分理处不过筹备了3个月，便于1929年11月4日正式开业。这是中国金融机构走向世界金融中心的开始，意义重大。这次考察还洽定了11家欧洲、加拿大通汇行，17家英国、美国代理行，均属当地一流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为中行国际汇兑业务的开展奠定了全球的网络基础。当时中国银行还聘请了四位英、德银行专家，协助进行改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次大胆地“走出去”和相关改组之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行的经营思想和业务方向发生了转变。作为国际汇兑银行，以经营外汇业务作为发展方向，力争在国外多设机构，并与多家国外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业务方面，由面向政府机关转向工商业，努力争取存款，以低利资金扶助大小工商业。这些转变对今后几年中行业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9年开设伦敦经理处后，中国银行于2年后在大阪开设分行；于1936 年开设新加坡分行和纽约经理处；1937年以后，为支持抗战，在东南亚陆续增设了多个分支机构。1942年，中国银行成为发展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

民国金融市场弄潮 上海中国银行大厦

在过去一百年，金融市场起起伏伏，从由一战后的西方经济危机衍生而来的“白银危机”，到国民政府后期通货膨胀至“粒米百元”，在战争与经济动荡交织时，现实版的货币战争往往比小说还精彩。而在最跌宕起伏的段落中，民营金融业总是主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爆发经济危机，随即便是大衰退。很多国家的货币改用金本位，导致世界白银供过于求，银价剧跌。1928年至1932年间，白银国际价格下跌50%，白银流入中国增多。1928年，纽约白银平均价格每盎司0.585美元，1932年跌至0.283美元，4年下跌51.62%。世界银价下跌，流入国内的白银增加，国际收支恶化，进口物价上涨，增加了政府偿付外债的负担。

美国是当时主要的产银国，银价狂跌自然影响到其自身利益。美国为了操作世界白银市场，转嫁经济危机，同时也顺应国内白银矿主的压力，开始实行新的白银政策。1933年至1935年间，美国提高银价，三年暴涨一倍以上，中国白银又开始大量外流。

当时银市的剧烈动荡给以白银为本位币的中国经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大量存银外流，国内银根奇紧，人心惶惶，宁愿将现洋都藏在家里。物价下跌，工商业资金周转困难，不少银行、钱庄、工厂、商店纷纷倒闭。如果没有民营金融业的积极参与营救，白银一战很难全身而退。

1934年，包括中行在内的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美国总统发电，详细阐述了提高银价对中美双方不利。之后银行同业向财政部提出建议，征收白银出口税。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提存兑现风潮，中行充分供应内地分支行所需现洋，同时为财政部在外购买现洋，以充分供应市场所缺现银。

那场白银危机有很多特殊的历史背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外商银行享有治外法权。这让外商银行反倒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上海金融市场。国民政府希望外商银行协助中国防止白银外流，派宋子文于1935年以新任中行董事长的身份与上海外商银行公会代表开会，缔结了没有强制力的“君子协定”。

很快，美国政府不再从伦敦市场大量购进白银，世界银价开始下降；加上国内各界的应对措施，国内白银市场逐渐趋向平稳，白银风波告一段落。

白银危机刚尘埃落定，外汇风波接连来袭。上海资金外逃从抗日战争爆发开始，1937年11月中旬，上海、南京、杭州相继沦陷后，逃汇之风更加强盛，外汇市场供不应求。11月上半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每周供汇达50万英镑，到下半月，每周激增到150万英镑。

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实施新政，除政府机关用汇由财政部审批外，所有商业性外汇的审核及供应全由央行负责办理，每周审批一次。央行严格外汇审批标准，5月核准额仅为申请额的18%，6月份降到8%，7月份降到3%。进口商和投机者纷纷转向市场求购，上海汇市一缩再缩，6月13日，汇丰银行挂牌英汇8便士，比法定价下跌了45%。

国民政府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参与上海外汇市场买卖，调节供求，平衡汇市。这是作为国际汇兑银行，这也是中行的主要任务。时任中行副总经理贝祖诒依照外汇市场变动情况，安排上海、香港两地中行在上海和香港参与外汇买卖，适时抛售，打击投机，稳定汇市。从1939年2月到1941年8月，中行为平衡汇市共支付外汇约797万英镑和1442万美元。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战争不断，让国家经济根本没有喘息的可能。从1946年6月到1949年5月，国内物价比战前(1937年6月)上涨了36万亿倍，粮价比战前上涨了47万亿倍，分别比通货增发倍数超过了248倍和324倍。

1949年5月21日，上海大米每石价格为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算，买一粒米就需要金圆券130多元。“粒米百元”成为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狂涨的真实写照。现在我们为一些拉美国家所看到的物价疯狂上涨和货品短缺而惊叹，其实所有这些在半个多世纪前也发生在中国，而且情况更加恶劣。

这大概是上个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一次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上涨率大大超过了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率。由于银行应付提存发生困难，中行各地分行往往要求上海中行接济现钞，而上海分行每日从央行所能领到的现钞数目，还不能满足自身需要。现钞已经到了如此匮乏的地步，让当时的民营金融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即便在形势如此动荡，工作开展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从未停业、关门，所开具的信用凭证也从未违约、拒付。

擦亮金字招牌 早在1929年中行就成立了第一家境外分支机构，截至目前中行已拥有超过600家境外分支机构。

“中国银行的百年史，可以说是我国近、现代金融史的一个缩影，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三十多年，即旧中国的37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改革开放后的33年。”时任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肖钢在中国银行成立100年时，于《求是》杂志上发文称。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到天津传达了中央关于接管中国银行的方针：在四行、两局、一库中，中国银行有其特殊性。它有商股，有海外机构，历史悠久。全国解放后，中国银行要建成面向海外的外汇专业银行。为此，要继续保留中国银行的原名和原机构，原有员工原则上都留用。

解放前中国银行是经营外汇的指定银行，不担负管理外汇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是人民银行设立的银行体系中的外汇业务部门，一家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许的外汇专业银行。除了经营外汇业务外，还受人民银行的委托管理外汇，同时经营普通的本币存、放、汇业务和信托业务、储蓄业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长期作为国家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统一经营管理国家外汇，开展国际贸易结算、侨汇和其它非贸易外汇业务。60年代初开始，中行将自身吸收的外汇资金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从试办交通部买船、造船贷款开始，逐步将外汇贷款范围扩大到冶金、航空、化工等多个行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银行代表国家参加重要的国际金融活动，成功开展恢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地位的谈判。

1979年，中国银行再次迈开国际化步伐，在卢森堡设立分行。

80年代早期，世界石油大亨哈默博士访问中国，小平同志会见了他，并希望他来中国投资。哈默说，投资可以，但中国银行必须参加，小平同志很奇怪，投资跟中国银行有什么关系呢？哈默博士解释说：投资的前提是中国银行给予担保。在哈默的心目中，中国银行是中国的一面金字招牌。

中国银行于1987年分别加入万事达和维萨国际组织。作为国内最早加入两大信用卡国际组织的银行，承担国内收单清算的责任，同时也可以为国家赚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