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贸关系70年回顾与思考 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对比图片

1960年我国政府提出了内容为“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的“中日贸易三原则”，以此为基础，1962年11月，中方代表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碕达之助互换《日中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后来被称为“LT备忘录协定”。自此双边贸易进入LT贸易和MT贸易阶段。在这期间，我国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对日贸易合作方式，一方面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另一方面对一些友好的日本商社和企业予以政策照顾和倾斜。20世纪60年代以后至中日复交前，在极其严峻的国际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中日双方通过友好贸易、LT贸易及MT贸易等贸易形式，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到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0年期间，除1967年和1968年两年外，中日贸易出现了持续增长。双边贸易额从1960年的0.2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9亿美元，约为1950年的15倍，1960年的39倍。中日贸易往来的快速发展，使两国经济界迫切希望中日两国政府能早日复交，以解除中日经贸关系的政治障碍，进一步拓宽两国经贸交往的渠道。活跃的贸易往来起到了“以经促政”的效果。

在1972年之前的20多年中，中日经贸关系仅局限于单纯的贸易交往，贸易额也很小。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取得那样的成果实属不易。特别是在两国复交之前的艰苦岁月中，我国老一辈领导人、日本友好人士、民间友好经济团体都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这期间所签订的4次民间贸易协定以及渔业协定、钢铁协定等都是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贸易促进会等民间团体为主体进行的，政府也通过不同形式予以支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属于“半官半民”性质。这一时期所签订的4次民间贸易协定(1953～1958年)、友好贸易议定书以及备忘录贸易协定等文件形成了制度框架，使得在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情况下的中日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有协议可依，对于出现的经贸问题也有了解决的途径。

(二)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1972年后，中日经济交往由民间贸易阶段转向“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的新时期，政府从幕后走到台前，发挥主导作用。1972～1978年，中日政治环境好转，《中日贸易协议》签订，中日贸易进入扩张期。1972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仅为10.38亿美元，1978年猛升至48.2亿美元，增幅达4倍左右。在技术贸易方面，从1972年到1978年，我国从日本引进了37项成套设备，其中的35项价值金额为10.29亿美元，另外的两项设备价值金额为700亿日元。先进设备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当时的“四化”建设事业。这一时期双方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规定和保障了中日双边关系从正常化进入了和平友好时期，为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进军号。此后，我国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经贸关系也进入贸易、直接投资、政府资金合作(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全面发展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展开，中日经贸交往机制也从“政府主导、官民并举”逐渐走上市场主导的轨道。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全方位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中日经贸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至财政金融合作、区域合作、能源环境等更广泛的领域。

1.双边贸易

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中日关系也因此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政府与民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日双边贸易更是突飞猛进，1981年突破100亿美元大关，比1978年的48.2亿美元增加了1倍多，1990年突破了2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中日贸易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在2002年、2006年和2011年，中日贸易额又分别突破1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和3000亿美元大关;2012年以后，虽然出现连续3年负增长，但也都维持在3000亿美元以上(见图1)。在这期间，我国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日双边贸易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中日贸易结构趋于合理。特别是我国对日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制成品对日出口比重不断增加，农产品、原料等初级产品对日出口比重不断下降。中日之间从垂直分工模式逐渐向水平分工模式转化。但中国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对日出口仍较少，中日贸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中间产品，这说明我国仍处于生产中心地位，尚未像美国那样成为日本的最终消费市场，而且在整个贸易活动中，只在加工、生产或组装环节等劳动密集型领域赚取相对低廉的人工费用。

第二，日本对华技术贸易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中日技术贸易额一直占我国技术贸易总额的前三位。从日本对华技术转移的领域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以家电、石油化工及钢铁等行业为主，90年代后期开始扩展到汽车、IT等领域。

第三，在中日贸易中，公司内贸易和转口贸易占很大的比重。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状况来看，贸易额的50%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在华日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有46%左右返销日本或出口欧美等国际市场。中日贸易是双赢的，但占有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的日方是更大的赢家。

2.相互投资

我国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虽有波动但基本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数千万美元增加到90年代以后的每年数十亿美元，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定和成熟阶段。截至2015年5月，日本对华投资实际到位金额1004.1亿美元。但自2013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进入回落期，已连续两年负增长(见图2)。

如图2所示，迄今为止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了4次高峰期。第一个高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对经济特区的投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投资是试探性的，投资规模很小。第二个高峰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揭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改革不断深化，吸引了大量日本企业来华投资，这一时期不仅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而且投资范围波及整个东部沿海一带。第三个高峰出现在2005年，其背景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全方位对外开放，加之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激发了日企的投资热情，这一时期，不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投资地区也呈现出向内陆和西部地区扩展的特点。不仅如此，在华日资企业的投资方式和经营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独资企业增多，具有地区统合性质的投资公司大量出现，制造业以外的流通业、零售业、餐饮业等“市场获得型”投资明显增加。第四个高峰出现在2012年，这次投资高潮主要是对前几年低潮的反弹，但由于中日关系恶化，再加上中国经济减速等原因，现在又进入回落期。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次低潮中，在华日资企业撤资并不多，主要是新增投资有所下降。

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相比，中国企业对日投资总量并不多，但近年来出现大幅增长的势头。我国对日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但主要以办事机构为主，投资规模极小，真正意义上的对日投资开始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1999年。我国企业对日投资涉及机械、电子、软件以及流通、零售等各个领域，而投资方式主要是以并购当地企业为主。我国企业对日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日本的先进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上海电器集团收购日本秋山印刷机械公司、联想集团收购NEC的计算机部门、苏宁收购日本LAOX公司等都是比较成功的并购案例。近年来海尔、华为等知名企业对日投资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总体来看，由于日本市场的封闭性，企业相互持股等各种“经营惯行”潜规则的存在，中国企业对日投资仍然进展缓慢，截至2015年5月，我国对日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不足20亿美元(不含金融类)，与日本对华投资累计总额的1000多亿美元相距甚远，这也说明今后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的发展潜力巨大。

3.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所谓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简称ODA)是指二战后发达国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高福利水平，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援助。从表面看是一种经济外交模式，但其运作往往超出经济层面，带有明显的政治外交意味。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也不例外。日本对华ODA始于1979年年底，主要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大部分，其中日元贷款即有偿资金援助所占比例最大，约占91.6%，无偿资金援助约占4.2%，技术合作金额约占4.2%。截至2007年12月，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贷款金额3.3万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对华无偿援助累计1398亿日元，用于141个项目的建设。［3］以日元贷款为中心的日本对华ODA构成了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双边贸易和双边投资并称为支撑中日经贸关系的三大支柱。

出于历史原因，日本对华ODA是一种特殊的资金安排。当时日本之所以决定向中国提供ODA，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维持良好的日中关系和促进中国的稳定发展符合日本的长期利益。为了对抗苏联，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采取了与中国接近的方针，认为强大、富裕且现代化的中国更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认为“中国稳定发展对于日本而言是有利的，相反如果中国出现经济崩溃以及混乱才是最大的威胁”，因此日本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中国培育成日本的巨大市场。第二，从经济动因上看，当时日本迫切希望从中国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