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月民：数据信托的功能与制度建构 信托的制度功能

当前，数据安全已成为事关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加快法规制度建设，切实保护国家数据安全。

我国正在制定“数据安全法”，藉此机会引入数据信托（Data Trust）制度，有利于解决个人数据保护制度供给不足难题，有效应对境内外数据安全风险。

一、数据信托在国内外数据治理中已获得实际应用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发达于美国，在我国属于舶来品。数据信托是信托类型化研究和当代信托立法中典型的新生事物。

数据交易与一般商品交易的不同之处在于，数据控制人所获取的数据包含大量的他人信息，这些信息大多属于数据主体的“生命密码”，其与数据主体的身份、隐私、情感乃至社会评价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不同于一般商品，对数据控制人所提出的法律义务要求会显著高于一般合同标准。

2016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杰克・巴金（JackM. Balkin）在隐私数据保护领域首次提出采用信托工具解释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人之间关系的主张，该主张迅速得到学界关注并被逐渐接受。随后，美国《2018年数据保护法》（Data Care Act of 2018）即为在线服务提供商收集和使用最终用户数据确立了明显的信托义务，即明确要求在线服务提供商对用户及其相关数据承担谨慎、忠实和保密义务。同年，美国特拉华州法院在审理埃弗里特诉州（Everett v. State）一案中，援引信托理论来保护数据主体所遭受的敏感信息侵害。

在英国，2017年《英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报告》（Grow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in the UK）宣布投资1亿英镑用于人工智能研究，并建议利用数据信托制度建立数据投资治理架构，以确保数据交换是安全和互利的。

这些年来，在国外的数据治理实践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信托制度引入其中，用于分析和论证数据控制人与数据主体的关系。例如，2018年阿尔法贝塔公司（Alphabet）的子公司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s Labs）提议使用独立的数据信托来管理其在加拿大多伦多码头区（Quayside）智能城市项目开发中收集的数据。2023年，人行道多伦多实验室（Sidewalk Toronto）确认把数据信托作为其智慧城市发展的一部分。另外，微软公司(Microsoft)也已经尝试过使用数据信托来监督对德国客户数据的访问，约翰霍普金斯医疗集团（John Hopkins Medicine）将自己描述为为了患者利益而运营数据信托，等等。这些情况表明，数据信托在国外近年来的数据安全治理中已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可与实际应用。

在我国，2016年11月，中航信托发行了首单基于数据资产的信托产品，总规模为3000万元，这对我国信托业界来说是数据信托的首创产品。在该产品设计中，委托人数据堂将自己所持有的数据资产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并通过信托受益权转让获得现金收入，受托人中航信托委托数据服务商对特定数据资产进行运用增值并产生收益，向社会投资者进行信托利益分配。在此过程中，既完成了资金的循环，同时也完成了数据资产信托财产的一个闭环。

武汉大学教授冯果认为，相比于传统赋权模式,信托机制以信义义务实现了数据控制人与数据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均衡配置,通过凸显隐私保护、降低举证难度、提高数据泄露时公民获得救济的机率,保护了数字时代数据主体的脆弱性,进而发挥私法救济的功效,间接促成信托机制在数据保护与责任规则相互作用下的一次完美嬗变。

二、数据信托是数据权义结构化安排的理想工具

英国开放数据研究所（Open Data Institute，简称ODI）近年来一直在持续研究数据信托并发表多份研究报告。该机构《2023数据信托报告》指出，其在2018年10月即采用了对数据信托的有效定义，把数据信托定义为“提供独立数据管理权的法律结构”。该定义旨在描述一种数据管理方法，在形式上完全类似于土地信托等。

数据信托的实质是在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人之间创设出信托法律关系，数据控制人基于数据主体的信任对数据享有更大的管理运用权限，同时也承担更严格的法律信义义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数据主体既是数据信托的委托人也是受益人，数据控制人则是数据信托的受托人。数据控制人的数据管理运用权限包括但不限于访问控制、访问审核以及数据的匿名化处置等重要内容，以此平衡数据主体的隐私保护与数据可交易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与此同时，数据控制人还应履行对数据主体的信义义务，这主要表现为信托法上的谨慎义务、忠实义务、保密义务等，不得损害数据主体的根本利益。相较于数据委托合同而言，数据信托的建立显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