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病率23.80%！这个岁数的女性当心抑郁症

转自：中国科学报

作者 ｜ 《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晨阳

陈荣的问题出现在44岁那年的秋天。

当时她刚把儿子送进大学，工作也没那么忙了。

为这个家操劳了半生，她觉得自己该休息休息。

碰巧老公去外地出差，她一个人在家里，生生地连续失眠20天。

从那以后，睡眠对她来说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

随之而来的，是疲乏、焦躁，对生活失去兴趣和信心……

周栗娟的人生转折点来得更早一些。

42岁起，她逐渐出现头晕、心慌等症状，走在路上，时不时就会感到双腿一阵发软，看着脚下的地面，似乎随时都可能一头栽下去。

没多久，她开始不敢独自出门，和家人一起走路时，总是紧紧地抓着对方的胳膊。

“这大概就是更年期了吧。”亲戚朋友都这么说，她们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熬一熬就过去了”。

可这一“熬”就是十多年。身边同龄人早都跨过这道坎了，唯独她们，似乎被留在了某个地方。

那时她们还不知道，更年期会结束，但跟随更年期悄然而至的一头怪兽并不会主动离开。

这头怪兽的名字，叫“抑郁”。

随激素一起跌落谷底

老百姓所说的更年期，科学上叫“围绝经期”，一般发生在40岁至60岁之间，对个体来说，大约会延续4到10年。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她们的卵巢功能逐步衰退，直至完全停止，雌激素分泌大幅衰减，带来各种代谢紊乱和身体机能的下降。

经过这一程，女性便完成了从性成熟期到老年期的过渡。

这是女性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也是抑郁、焦虑等精神心理疾病的高发期。

有研究显示，女性在更年期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比平时增加了1.5至3倍，达到诊断标准的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则增加了2到4倍。

2010年，一项在全国22个省份2400名45~55岁妇女中开展的调查显示，这个人群的更年期抑郁患病率高达23.80%。

但这个人群中，真正为了治疗“抑郁”而去医院就诊的，其实并不多。

陈荣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时，主要是想解决失眠问题。因为长期难以入睡，她感到疲惫又脆弱。

曾经里里外外一把手的她，如今却对买菜做饭这样的事情都感到难以胜任。

主任医师周福春与她交谈之后，发现她虽然主诉失眠，但核心困扰在于心情低落、兴趣和愉快感缺乏，精力和体力显著减退。

因此，周福春给她开的检查单子里，除了睡眠质量指数外，还有抑郁和焦虑的自评量表、心境障碍问卷和脑功能成像等。

陈荣坐在电脑前，不太熟练地用鼠标填写着问卷。有些问题让她觉得刺眼，比如“假如我死了，别人会生活得更好”，她想了想，选了“有点符合”；而“我觉得一切都很好，也不会发生什么不幸”，她很快选了“很不符合”。

根据病史、访谈和检查结果，周福春确定她存在明确的抑郁合并焦虑，给她开了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

最开始，陈荣还半信半疑，但服药大约3周后，她不仅睡眠问题得到显著改善，情绪、兴致和与人交流的状态都与之前截然不同。

为了尽快恢复健康，她开始每天晨跑、散步。

而在此之前，不管家人怎样劝说，她总是没事就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周栗娟的经历则更为曲折。

她原本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参与设计的礼炮曾出现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阅兵的现场。

但愈演愈烈的身体症状和长期低迷的心理状态让她无法继续工作，只能退养在家。

她不允许任何人提起她曾经的工作成绩，也逐渐疏离了过去的人际圈。

最严重的时候，她劝家里人不要在网上买东西，因为“快递员不肯送上楼，我一个人在家不敢下楼取件”。

头昏、心悸、手足颤抖、腰酸腿软、血压时高时低——因为躯体症状过于明显而繁杂，周栗娟十多年来在妇科、神经科、心内科、内分泌科等科室转了个遍，没有发现严重躯体疾病，中药和西药都吃过不少，但症状依然此起彼伏。

直到去年，她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走进当地一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按照医嘱服药半年后，所有症状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最近，她刚刚买了一辆轻便的电动车，每天骑着买东西、办事。就连小区里的邻居都感叹她几乎变了一个人。

她们抑郁了，却难以走进精神科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经过规范的治疗，都可以显著减轻症状，甚至达到临床上的治愈标准。

然而全球超过3亿抑郁症患者，即便在高收入国家，也只有约一半人接受了有效治疗。

2023年的一项荟萃研究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接受治疗的比例只有19.5%，在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的则更少，仅有5.2%。

相比于常常把“我抑郁了”挂在嘴边的年轻人，身处更年期的女性，似乎更难接受自己“抑郁了”这个现实。

直到现在，陈荣也没有告诉她的老姐妹们，自己正在服用抗抑郁的精神类药物：“我心里清楚，这个药吃了有用，就说明是对症的。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多数还是会觉得你怎么这样了，会觉得‘抑郁’和‘精神病’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而周栗娟之所以会去精神科就诊，还是因为女儿谷小舒的一再坚持。

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总是以没空、“吃完这服药再说吧”为由，一再拖延。

也曾有其他医生或委婉或直接地建议她去精神科看看，这些建议同样被忽视了。

“总觉得‘精神科’不是我该去的地方，也怕人笑话。”事过境迁，周栗娟略显自嘲地说。

跟陈荣不同的是，她更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这段经历，并建议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同龄人去看看是否“抑郁”了。

“很多患者和家属见到我后，喜欢问一个问题：我这到底是精神疾病还是心理疾病？我很快发现，他们想听到的回答都是‘心理疾病’，因为这样似乎更‘轻’一些，说出来‘好听’一点。”周福春微笑道。他很理解患者的这种心情。

“社会舆论对精神心理疾病患者的歧视、患者自身的病耻感，都影响着患者的就诊意愿。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医生，必须极其谨慎、心存敬畏。既不能随便给患者贴上‘××症’的标签，更不能贻误他们的病情。”周福春说。

除了这种病耻感，阻碍患者接受治疗的另一个因素是“认知盲区”。

更年期的一系列常见症状，如情绪低落、潮热、盗汗、失眠等，跟抑郁症导致的一些症状很容易混淆。

这让许多患者误以为自己只是普通的更年期反应，被动地等待“翻篇”，以至于贻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知识很重要。”周栗娟的女儿谷小舒说。在漫长的十多年里，她一直在试图帮助妈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

毕业后，她就职于一家科普机构，主要做医疗健康方面的科普。

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