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到底是真是假？ 买信托到底安全吗是真的吗吗还是假的

有人吐槽：雷锋是在出公差回部队的路上偶然间遇到了老奶奶并送回家，同时一定掏出了自己的IPHONE给摄影师CALL了个电话，然后摄影师乘坐直升机赶到现场，为雷锋拍了这张照片。同时大连《新商报》副总编辑王盛波说：“这张照片上的老太太就是我奶奶，而在拍这张照片之前，雷锋根本没护送过我奶奶回抚顺。”这显然是假的。

雷锋在帮助战友学习

有人吐槽：很明显是在训练或者执行任务间隙，利用点滴时间进行学习，此时摄影师神一样的出现了。

雷锋把自己的饭让给战友

有人吐槽：战友忘带午饭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当雷锋把自己的饭让给战友时，摄影师又神一样的出现了。

雷锋在修车

有人吐槽：摄影师又神一样的出现了，不过汽车挡泥板底下貌似没有螺丝哦。

雷锋到储蓄所取200元钱

有人吐槽：神一样的摄影师无处不在……取个钱还躲在柜台后拍人家。

雷锋去抚顺西部医院给伤病员送月饼

有人吐槽：这次雷锋是和摄影师一起去的……

等等……

不仅是神一样的摄影师和“摆拍”动作受到吐槽，很多网友还质疑：

1、在1960年前后，照相可是个稀罕事，而在雷锋参军的两年多留下的照片却高达两百多张，一定是作假。

2、雷锋（雷锋所在部队）很早就“预感到”自己（雷锋）会牺牲，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所以提前派摄影师跟随，预留200多张照片下来，供全国人民今后瞻仰。

难倒雷锋真的是“影帝”，真的是其所在部队造出来的“神”么？

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网友们的质疑也没有错。雷锋生前留下照片共计300余张，其中有223张都出自雷锋生前战友、沈阳军区工程兵宣传助理员张峻之手。其中黑白照片199张，彩色照片24张。而且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张峻接受采访时，就已经公开言明：自己所拍摄的雷锋照片中，一些属于“补拍”、“摆拍”。

张峻

张峻和雷锋的合影

通过这张雷锋和张峻的合影，我们能够看到，张峻是大尉军衔，而雷锋只是一名普通战士，一名大尉为啥要为一名普通的战士摆拍这么多的照片？

因为有一个我们应该知道的常识、细节被忽略掉了，那就是：雷锋生前已经是从沈阳军区涌现出来的全军典型。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8月，是张峻给雷锋拍的第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刚刚入伍8个月的雷锋胸前还别着参军前获得的“鞍钢先进生产者”的奖章；在这个时候，雷锋的事迹刚刚受到沈阳军区工程兵和沈阳军区的重视，沈阳工程兵政治部派遣张峻对雷锋进行采访，并调查核实雷锋向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和辽阳遭受洪水灾害群众捐款的事迹。

在平时就喜欢照相的雷锋请求张峻为其照相，才有了这么一张照片。此时，雷锋也被安排在自己的连队作事迹报告，之后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越来越多。

伴随着沈阳军区《前进报》的宣传和时间的推移，雷锋的事迹受到《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报》等军队媒体纷纷转载，之后《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性大报也开始转载，雷锋的名气开始从军队向全国扩展。直到1962年春节前后，总政下达指示，要为雷锋举办一个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展览。沈阳军区接到命令后，决定由张峻以及沈阳军区的四五名成员组成班子为展览进行前期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补拍照片。因为雷锋做了好多好事，都过去了，没有留下照片，所以要补。

根据张峻回忆，筹办小组主要的参考雷锋的日记和他报告的讲稿。但他们同时发现，日记里边的内容很多都是雷锋的读书体会，这个没法补拍，只能找日记中的具体事补拍。

鉴于补拍照片工作的严肃性，当时的沈阳军区工程兵党委给筹办小组约法三章：

第一，补拍内容必须是雷锋曾经真实做过的事情，不能搞假新闻；

第二，能补的补拍，不能补拍的画幻灯；（这里的能不能，主要讲技术手段，像雨夜送大娘，你再去找回来，下雨再来一遍？这个不可能）

第三，补拍的照片要经得起推敲。

然而这些补拍的照片纷纷出现了问题。比如因为摄影技术不过关，深夜学“毛著”无法拍摄，照片变成了雷锋在白天打着手电学习；比如雷锋在8月里为人民公社捐款，照片里的雷锋却穿着棉衣。

比如，没有找到那位老大娘，而是找别人代替，等等。因为照片经不起推敲，同样也遭到了沈阳军区领导的质疑。然而，照片的补拍和幻灯片的制作还没完成，雷锋就突然离世，这些原本用于“学毛著标兵”的展览被用作了规模更大的对雷锋的追忆仪式上。

所以，也谈不到什么神一样的摄影师，人家早就说了，就是补拍，摆拍。而且这些个补拍、摆拍都有真实的依据。

然而谈到这里，很多网友就说了：我们不管，只要是补拍、摆拍，就是作假，我们就不认同。

那我们就只好讲讲“摆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自摄影技术发明以来，就被赋予了记录历史画面的神圣职责，而因为一些比如时机消逝、天气、光线、没有抓拍住等技术难题和人为原因，摆拍一些符合历史事实的照片，也是在允许之列的，而且也是当时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比如这张：

这张照片是前苏联叶夫根尼·哈尔杰伊拍摄的苏联士兵将红旗插上德国帝国议会大厦的照片。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张照片并未真正捕捉到那个历史性时刻。这幅照片是叶夫根尼·哈尔杰伊于1945年5月2日，也就是苏联占领德国议会大厦第3天布置拍摄的。也就是说是摆拍的。

什么？前苏联的照片不足采信？

那好，看这张：

这张照片是二战时美国一幅著名摄影作品，《国旗插在硫磺岛上》。作者是美联社的随军记者乔·罗森塔尔（JoeRosenthal）。这张照片在《生活》杂志发表后引起轰动，赢得了次年的普利策摄影奖，后来被制成雕塑，印成邮票，刻在纪念币上，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而事实上，当·罗森塔尔赶到时，升旗仪式已经完毕，国旗早就插好了。于是，为了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只好再插一遍。毫无疑问，也是摆拍的。

还有这张：

大名鼎鼎的《胜利日之吻》。据说是在1945年8月14日（北京时间8月15日）发生在纽约时代广场的一幕亲吻。时值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纽约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胜利。一位水兵在时代广场的欢庆活动中亲吻了身旁的一位女护士，这一瞬间被《生活》杂志的摄影师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抓拍下来，成为传世的经典历史画面。从此以后，每年8月14日都有数百对男女在时代广场重现“胜利日之吻”，以纪念二战结束。

而事实上，据照片男主人公吉姆·雷诺尔斯回忆，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5月，是摄影师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根据《生活》杂志老板的授意而拍摄的。从创意、构图，直至被吻护士小姐身体的姿态，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不凑巧的是，这幅照片拍成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发表，而在3个月后才公布于世，以至于造成季节服装与时代背景的错位。也是摆拍。

还有这张：

大名鼎鼎的《乌干达旱灾的恶果》。英国自由投稿摄影记者迈克·威尔斯拍摄于1980年，被评为1981年第24届荷赛最佳新闻照片。摆拍。

什么这些都是过去式，现在我们不摆拍了，好吧，请看这个：

这是2015年1月11日下午，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等40余位国际政要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举行大游行，悼念袭击中的遇难者，同时显示团结，共同反对极端主义时拍摄的照片。

这张也是当时的照片，看起来很宏伟、很悲壮，貌似和人民站在一起：

但是，当时某电视台的俯视图像告诉了我们，现场其实是这样的：

很明显，摆拍。而值得注意的是：政要们的这种摆拍方式已经与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补拍的雷锋照片产生了本质区别。

此外，以真实著称的纪录片，摆拍也是一种常用手法。以“摆拍”的方式还原真实世界并不等于造假，只要这种方式表达的是有真凭实据的事实。

比如：

世界上第一部纪录片《北方那努克》就是由“纪录片之父”、美国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要求爱斯基摩当地居民“摆拍”成的。

事实上，在罗伯特•弗拉哈迪前往阿拉斯加拍摄该影片时，爱斯基摩人已经普遍使用猎枪作为捕猎工具了。但是导演为了还原爱斯基摩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仍要求爱斯基摩人使用传统的捕猎工具进行“摆拍”。尽管这种“摆拍”的手法颇具争议，但丝毫不影响该片在纪录片历史上开创性的地位。

比如：

在自然历史纪录片领域以严谨著称的BBC，在拍摄纪录片《美丽中国》第二集《云翔天边》中，应该出现在中国西南森林里的红腹角雉的画面，事实上是在英格兰西南的萨默塞特郡一个野生动物公园摆拍的。

比如：

BBC 的《冰冻星球》中北极熊出生的场景是在设置于荷兰一家动物园的人工场景中而不是在野外拍摄的。

再比如：

法国导演雅克•贝汉的《迁徙的鸟》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该片最震撼的场景之一是一只鸟被陷在原油里无法挣脱，场景里的原油“沼泽”实际上是剧组利用成桶的巧克力浆制造的人工场景。

说了这么多，如果大家还以“神一样的摄影师”来质疑雷锋作假，以“影帝”吐槽雷锋的话，我绝对无话可说。事实上每一张摆拍背后，都有真实的故事。

比如这张：

给战友王延堂送饭盒

这其实就是根据雷锋1960年10月21日的日记：“我发现王延堂同志坐在一旁看着大家吃午饭，他回答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两盒饭，没有带饭来。于是我拿出了自己带的一盒饭给他吃，我虽然饿一点，让他吃得饱饱的，这是我最大的快乐……”进行补拍的。

至于这张的拧螺丝细节：

有的网友表示：“挡泥板里有螺丝，小灯转向灯就在挡泥板上装着，我开过老解放。”

还有网友说：“雷锋那个年代的路基本都是土路，下雨后都是泥泞不堪，下一次雨以后挡泥板板上就是厚厚的泥土，所以每次车辆保养都要把轮子拆下来进行清理泥土（雷锋这个架势），这类泥土干了以后都很硬，必须用扳手、锤子之类的敲才能掉”。

最后上一张刮倒杆子砸倒雷锋的J7-24-13号嘎斯汽车，看看挡泥板上有没有车灯极其固定装置：

请别跟我说车灯是焊接上去的。

事实上，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雷锋爱好文艺、特别喜欢拍照，如果能活到现在的话，还真有可能是一名很好的演员或者摄影家。

二、“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名，但总是记在日记里”——雷锋为什么把自己做的好事都放在的日记里怀念？

其实雷锋不是参军以后才开始写的日记。

那时的雷锋还叫做雷正兴，1956年于荷叶坝小学毕业后不久，就到了乡政府做通信员，11月，年满十六岁的雷锋被推荐到望成县委做公务员。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机关工作生活。

平时写日记、能写日记，在当时算是文化人的特征，这种氛围我想至少80后早期的童鞋们还是能有所感触的。

对于好学上进的雷锋来讲，写日记不仅能锻炼文字，还有提高文化素养和人生格调的意思，于是在1957年的秋天，雷锋开始学着写日记。当时雷锋在组织部的同事彭正元还记得雷锋特地向自己请教怎么样才能写好日记。

也许，原团山湖农场办公室干部方湘林是最早看过雷锋写日记的人。1958年4月，是雷锋主动把日记递给他看，据方湘林回忆，“我希望真有爱情日记，可仔细一看，写的全是政治与技术方面的内容，如下放干部总结评比大会记录，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提纲，拖拉机性能、拖拉机驾驶规则等等”。

这也正印证了一点：在雷锋的日记里，大多数都是摘抄的文字，有毛主席的文章段落，有科学技术的内容，有会议的记录等等，自己的经历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而雷锋日记的被发现并得到宣传，也是一段机缘巧合。1960年10月底，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把雷锋暂时借调到沈阳，到军区工程兵所属各单位做“忆苦”报告。在雷锋出发前，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寄语为了能进一步了解雷锋的成长过程，就打电话给工程兵10团政委韩万金，让他转告雷锋把自己的日记带上。雷锋就带了五本日记来到军区第一招待所。王寄语被日记的一些内容所打动，安排摘抄分发给党委常委们阅读。

不久，《前进报》总编辑嵇炳前协同新华社军事记者佟希文和李健羽前往军区机关了解雷锋的事迹，他们在雷锋作报告临时住的办公室里，偶然从雷锋的床上发现了雷锋写的日记，看了几段觉得很好，就请示王寄语能否借去看看，王寄语当即表示赞成。

嵇炳前协同新华社军事记者佟希文和李健羽前往军区机关了解雷锋的事迹，促成了《雷锋日记》于1960年12月1日在沈阳军区机关报《前进报》上首次以一个版的篇幅摘录发表。当时的标题是“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雷锋同志日记摘抄”。这次共摘发了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的日记15篇。当时只是作为辅助学习雷锋的一个形式，在部队里流传。

雷锋去世后，1963年1月18日，沈阳军区政治部要求《前进报》社编选《雷锋日记》，由党政组组长董祖修负责。当月下旬，董祖修从军区文工团借来十人，将雷锋遗留的九本日记、笔记，全部抄录下来，准备仔细核对后进行选编。

1963年1月20日，《前进报》又用了将近一个半版的篇幅，摘录发表了32篇雷锋日记，其中包括1960年发表过的15篇。

关于董祖修带到总政的日记抄件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在沈阳军区，核对过程中，当时为了宣传报道的需要，为了让《雷锋日记》早日问世。董祖修曾经把雷锋的日记本拆开过。自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后，全国各地记者纷至沓来，到《前进报》要雷锋日记摘抄，有的执意要阅读雷锋日记原稿。为防止珍贵的雷锋遗物丢失，又能解决新闻宣传的需要，董祖修把雷锋的日记本拆开，然后组织人手前来抄写，抄完之后再装订上。

日记抄完之后，董祖修请报社与军区印刷厂同志把拆开的本子亲手送到印刷厂装订。军区印刷厂特意请一位老师傅，按照精装的办法，把几册日记本一针一线地装订起来，然后把封面粘好。

不久，雷锋的日记本、笔记本共9本，连同雷锋其他遗物一起，被征集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长期珍藏。

雷锋日记抄件在上交之后，经总政宣传部审查，共选辑121篇，约4．5万字，于1963年4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第一本内容丰富、文字准确的雷锋日记。这本日记的出版，满足了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急需，也成为对雷锋的“永久纪念”。

对雷锋遗留下的日记，工作组都是按照时间顺序，一天一天地核实、鉴别。其中雷锋记录生活、工作、学习的日记，很容易认定；但很多日记记录了一些富有深刻寓意的精辟论断、名言警句等，就必须仔细分析，因为里面有的是雷锋写的，有些似乎不是。对照雷锋的笔记本可以看出，雷锋平时看了很多书，做了不少摘记，有的注明了出处，有的却并未注明。雷锋日记里引用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

例如日记里有一段话这样写道：

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从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个人自己的历史。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共青团员都应该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

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从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个人自己的历史。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共青团员都应该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

当时工作组以为是雷锋自己的话，收录进最早的《雷锋日记选》版本中，列为第一篇。等过了几年，才发现这段话原来摘自中央党校杨献珍的一篇文章。于是在《雷锋日记》再版时便删去了这段摘记。这段话当时还曾被误为雷锋的话成为了《人民日报》组织的第一次报道雷锋的文章的引语。

工作组对雷锋日记中有关事实过程、人名、职务、单位、番号、地名、时间、数字等，都一一核对过。但在发表时还是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为了保密，将雷锋日记中的部队番号一律改成××部队；将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名，改成×××。经过反复研究，还将部分语义重复、过时的话语、用词等，做了删节。

最后一共选辑了其中的121篇，约4.5万字编辑成书。1963年4月，《雷锋日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这也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雷锋日记》。

收藏在军博的雷锋日记原件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雷锋日记》

值得一提的是，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教授刘高平，对于雷锋日记的真伪，有过一段描述：“2012年8月15日，我应邀出席了抚顺公祭雷锋大会，此行我采访了雷锋知情者余新元、薛三元、易秀珍、石素琴等20多人。当我问及《雷锋日记》是真的吗？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先是惊诧，然后肯定地说，绝对是真的。因为他们中许多看过雷锋写日记，熟知雷锋有写日记的习惯。

2013年6月，为进一步求证，我再次专程去了辽阳、鞍山、抚顺和沈阳军区雷锋团雷锋纪念馆核实《雷锋日记》史实，找了参加整理出版《雷锋日记》的李振魁，拍摄《雷锋日记》原始影件的欧达龙以及雷锋文物收藏家吴铁库、诸时银等，他们证实并告诉我，雷锋共有9个日记本，整理发表有多种版本，董兴喜收藏43种版本，最多的一个版本公开出版的日记是171篇，都是雷锋本人手迹。

他们说原始日记在沈阳军区档案馆或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求证，我又去了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塔湾街77号的沈阳军区档案馆。该馆服务利用科朱军领科长提供了雷锋专柜档案，让我查阅，但大多是影印件，朱科长告诉我唯一的原始件在军事博物馆。

回京后，我询问了军事博物馆资料室主任周俊萍，军博是否藏有原始《雷锋日记》，她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有。我有意查询，她解释说，军博正在改扩建工程，文物库房全部都封存了，待工程竣工开馆后，才能查阅。并表示，《雷锋日记》原件按国家一级文物保管，军博改扩展还有筹建一个雷锋专题馆的计划，届时《雷锋日记》及雷锋文物的许多原件都将向世人展示。至此，《雷锋日记》的真相寻查应该有结论了。”

可见，雷锋日记，所记录的并不光是自己的生活工作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