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参加湖南卫视的《变形计》的孩子，怎么样了？ 投资外汇基金有风险吗现在怎么样了呀知乎

GQ 报道 | 真人秀剧本、未必真实的节目和魔幻现实

内容来源：智族GQ

原标题《变形记——未必真实的节目和魔幻现实》编辑：张伟 撰文：曾鸣

采访：曾鸣、沈杰群

视觉：梁爽 摄影：余小强

2005年底，李泓荔被湖南卫视派去英国进修。一天，在伦敦尤斯顿的旅馆里，她打开第四频道，看到了《Wife Swap》（换妻）。

《Wife Swap 》是一档互换类真人秀节目。节目组挑选两个阶层迥异的家庭，让女主人去对方家里做两周主妇。李泓荔打开电视时，看到了一个清洁工和一个模特互换人生。她脑袋上的电灯泡“叮”地亮了。

在2003年，李泓荔想做一档节目，让农村姑娘和白领丽人互换，以尝试“阶层的互动和流动”。她惊讶地发现，《Wife Swap》制片人斯蒂芬· 兰伯特早就实现了她的创意，“阶层互换”也已成了西方国家常见的模式。

回国后，李泓荔立即着手准备。2006年9月，节目开播。李泓荔给取了个颇为文学化的名字：“变形计”，与卡夫卡的不朽短篇《变形记》一字之差。《变形记》讲的是主人公格雷戈尔变成甲虫的故事。《变形计》的口号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影像版”。

在第一期节目《网变》中，李泓荔选了一个沉迷网络的城市少年与农村孩子互换。甫一播出，好评如潮，中宣部、公安部专门打来电话表扬，湖南广电为节目颁发了2006年一号宣传嘉奖令。

一般的真人秀，看点在于特定情境下的戏剧性，但《变形计》野心更大。它不仅要讲述，还要介入。当《网变》的城市主人公魏程在农村流下悔恨的泪水决心改过自新时，电视机前无数的观众热泪盈眶。

节目的第三任制片人谢涤葵在文章《变形计——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里充满自信地写道：“各种追名逐利的思潮让社会亟须重建道德良知，独生子女娇生惯养、五谷不分、好逸恶劳、精神萎靡让家长们头痛不已，《变形计》是我们在偏远山区挖到的一剂良药，专门治疗让很多家长失去信心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目前，《变形计》已经制作了12季，共48期。这意味着已经有48组孩子经过变形。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孩子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回访了其中3个孩子。我们发现，节目未必真实，现实更加魔幻。

施宁杰是那种典型的《变形计》城市主人公——辍学、抽烟、泡夜店，问妈妈要起钱来各种耍赖，不给就威胁去卖肾。他被称为“《变形计》史上最难以改变的主人公”。

施宁杰家境富裕、单亲，自称“一生坎坷”。他从幼儿园就开始寄宿，在有限的回家时间里，爸妈总在吵架，最终离婚。他的爸爸脾气暴躁，有一次生起气来抄起一把刀说要砍死他。父子俩只有在夜总会才能相处融洽。

15岁时，他第一次去夜总会，是爸爸带他去的，“主要是因为我帮我爸分析很多事情，比如哪个女人比较舒服这些。我爸爸只有这方面跟我不会吵架。”

2011年，他由于各种违反纪律校规，被杭州的学校开除，到南昌和妈妈生活。妈妈经营酒店，工作繁忙，半年都没时间陪他两三次。

他在报名时想法很简单，“上这个就变明星了吧？”早在2008年，12岁的施宁杰就跟妈妈阐明了自己的价值观：读书没有用，他要当明星；他用4个词语来概括自己对明星的理解：“轻松、娱乐、赚钱、被崇拜”。

王红林也是典型的《变形计》农村主人公——父母离婚，她和年迈的奶奶、瘫痪的大伯相依为命。

她被节目组发现是因为大伯王多权。1996年，20岁的王多权为了挣钱结婚，去山西挖煤遭遇矿难，半身瘫痪，未婚妻嫁给了弟弟。2012年，瘫痪半生的王多权被媒体报道，进入《变形计》节目组视野。

这是《变形计》里最常见的故事类型——城市少年桀骜不驯，农村孩子坚强不屈。

他们来自中国阶层结构中的两个极端。施宁杰的妈妈名下有一栋酒店，酒店旁的加油站和土地都是她的资产，而王红林家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一万块钱。在社科院为我国划分的十个阶层和五个社会等级里，施宁杰属于最上层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王红林属于最底层的“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

“阶层”的概念在《变形计》里至关重要。李泓荔在《制片人手记》里写道，她2003年萌发《变形计》的创意，始于对中国近年来社会阶层分化的惊奇感受——

“这是真真切切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秘密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由此引起的生活方式的千差万别让人群在细分中得到归属，我们也许不敢公开承认，我们很少意识到它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秘密的社会。”

这个秘密社会原本是丰富多彩的。李泓荔在第一季进行了多样化尝试，比如让高三的女儿和母亲互换，把厅官弄到农村去救灾，安排俩美国人进入行走学校……

但这些尝试的收视率不好，节目在第二季后基本固定成了城市与农村孩子的互换。

施宁杰和王红林第一次见面准备的见面礼，展示秘密社会的存在：施宁杰的礼物是鲜花和玩具熊，王红林则带了一大箱核桃，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马斯洛需求层次。

在人物出场介绍里，施宁杰的镜头伴随着飙车、泡吧、通宵打游戏、睡懒觉，为了要钱闯进会议室翻妈妈的提包，带朋友在酒楼胡吃海喝，对着所有能反光的镜面拨弄发型耍帅，做瘦脸操。

总导演蒋良对施宁杰的社会化程度印象深刻。他曾见到施宁杰和妈妈手下的员工开黄色玩笑，“施宁杰说得越黄，那些员工就越来劲儿”。他认为这是双方的“阶层”使然，“如果你的妈妈是我们的老总，那么你说什么都让着你；如果是普通家的小孩，那些员工早就大嘴巴子打过去了。”

王红林面对的生活却很沉重：3岁时，爸妈离婚；不久，爸爸外出打工；长期卧床的大伯数度想过自杀；节目开拍前，爷爷去世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王红林年过六旬的奶奶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大伯只能躺在床上绣十字绣、纳鞋底补贴家用。

所以，当王红林出场时，她的镜头是洗衣、做饭、扫地，思念并怨恨母亲。和施宁杰相比，9岁的王红林身上看不到欲望和爱好。

蒋良将王红林的懂事与礼貌称作“清教徒式的自我要求”，他此前在《晚间新闻》做了10年的记者，经常在社会底层的小孩身上看到这种特质。当初选人时，他看了几张王红林和王多权的照片，就知道这一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我觉得有的乞丐都比他们好。”

让社会阶层两端的孩子互换，这也是《变形计》的基本形式，这种反差将为节目带来冲突和张力。

但把养尊处优的孩子送到另一个极端家庭去是否有积极作用，坊间一直存有争议；而《变形计》隐含的逻辑是：农村是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存在，有净化心灵的作用；贫穷和艰苦能够孕育坚强不屈的精神，城市少年来到农村经过一段时间的互换之后，灵魂会得到拯救。

李哲解释，农村有许多城市不具备的人性之美，比如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这会让城市孩子有所感悟。

蒋良不信服这套逻辑。他不认为把施宁杰送去王红林家有什么意义，“这个家庭陷在绝望里面，他们自己都拯救不了，怎么去拯救一个城市小孩？”

他认为“苦难孕育美德”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指着照片上王红林的脸说：“这种贫穷、被苦难压榨的生活，造成的心态是扭曲的；这一家人这么悲苦，这种家庭的苦闷和怨气，肯定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小孩。”

在节目的画外音里，八仙镇被描述为“山纯水美”。

但为了体现反差，变形的地点偏远和落后才是最重要的。作家袁凌是当地人，他这样描述王红林家的偏远——“从西安出发，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安康上游的汉江水库入口，顺岚河上行两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走，到达八仙镇。如果你以为走到了世界的尽头，错了，到家还得往里再走一段。”

施宁杰一路上吓得不轻。“那盘山公路！往山上绕，车这边绕过去的时候，车轮半个都在外面，几千米高，一下去人就没了，没护栏的，一绕我就屁眼儿一阵收缩！”

但从来没有去过农村的他还是挺兴奋的，一路上对农村进行各种吐槽，经过一片集市时，他嘻嘻哈哈，“看，索马里首都”；经过一片住宅区时，他又笑眯眯地说，“农村 CBD”。

在八仙镇下车已是傍晚。他提着行李穿过泥泞小路，走到王红林奶奶位于狮坪村九组的家时，天已经全黑了。

那是一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土坯房，连厨房一共8间屋子。王家为了迎接贵客，早就把最好那间房收拾妥当。这种待遇可是王红林不能享受的。王红林的奶奶还杀了只鸡给接风。

施宁杰借口“吃多了会胖”急急放下了筷子，开始参观这个新家。他跑去猪圈看猪，在院子的地上写字，在灯下对着飞蛾挥舞扫帚。

很快他就游览完毕，回到床边。习惯了锦衣华服的他捏捏刚铺好的被窝，有点儿潮。他跟编导说，要不不拍了，回去吧。

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施宁杰就只有一个念头，“回家”。罢拍成了他和节目组随时会爆发的矛盾。

为了让懒散的施宁杰配合拍摄，节目组不得不斗智斗勇：为了不让他逃跑，骗他山里有冤魂；为了防止他耍赖，声称蒋良是特种兵退伍，发起脾气来不得了；为了让他参加学校的运动会，进行利诱，跑出名次奖两包烟，跑第一名奖三包。

在节目组的要求下，施宁杰完成了一些任务，比如看望因挖煤而残废的村邻。这些人悲惨的命运也许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唏嘘不已，但施宁杰兴味索然，他的印象是，“每个人家里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苦。你去那里看不到希望，就是这种感觉”。

直到节目拍完，施宁杰都没习惯农村生活，更谈不上融入。干农活时，他怕弄脏鞋，把化肥全撒在了菜叶上；砍柴时，他笨拙地从小坡上滚下来；去学校时，他打着耳钉、戴着项链和戒指，穿着豹纹哈伦裤，鞋上还套着塑料袋。他像个游客一样待在这里，当地人也稀奇地看着他。

施宁杰跟我说，他在八仙镇度过了极其无聊的15天。他还记得自己打发时间的办法：把发胶瓶子里装满水，对着飞虫射击，“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我就这么对着它喷，喷到它掉下来，我就说打下来一架战斗机。每天就玩这个，从早玩到晚。”

《变形计》节目设定里的那种“远山深处的力量”，在施宁杰身上丝毫没有产生作用。在他眼里，八仙镇没有一丝田园牧歌的味道，尽是凋敝和破败，毫无生命力。“方圆至少要半公里才会有另外一户人家，不是小孩就是老头儿，像我这么大岁数的都出去打工了。”

施宁杰在八仙镇生活的另一面并没在节目中体现出来——他仍然赖床，继续抽烟，只是由于手头拮据，不得不接受两块五一包的“猴王”。他吃的并不是王家几乎顿顿都吃的土豆，而是编导给他送来的面包和盒饭。

施宁杰虽然和王红林互换了舞台，但他仍然紧攥着之前的剧本，这份剧本是随他的阶层与生俱来的。王红林在家要喂猪、做饭、做家务，这些施宁杰一样都做不来，他也没有兴趣去学；他和大伯、奶奶，以及这个镇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聊不到一起去，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作为王红林的临时监护人，王多权本该在节目里担负起对施宁杰的教育职责，但事实上，他只能躺在床上听着施宁杰和节目组聊成人话题，比如他父亲带他去夜总会的经历。如果是另一个农村小孩在说这些，王多权肯定会予以制止。但他清楚，施宁杰已经超出了他的教育范畴，他还是当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好了。

我问施宁杰，那么，你在八仙镇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他想了想回答，“投胎投得还不错。”

当然，在屏幕上，施宁杰的变形生活要饱满得多。

根据《变形计》的规律，城市孩子到农村后一般发生如下事情：受到热情招待（主人常常会杀一只鸡）；干农活；因不堪生活艰苦逃跑；在学校与老师或同学打斗（不便打斗辱骂亦可）；闯下大祸；为弥补打工挣钱；最后落泪醒悟，表示变形成功。

由于要体现先抑后扬的“变形曲线”，城里小孩的闯祸部分往往是节目最刺激的时刻，这一段施宁杰完成得尤为精彩。

从节目画面上看，那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施宁杰先是在屋里转来转去，看上去在憋着气，突然，他一脚踢飞了小凳，踹烂了桌子，最后找来一个锤子，“乒乒乓乓”，把家里的桌椅挨个儿砸了个稀巴烂。

“这都是节目组逼的。”施宁杰说，有一天节目组要求他给王多权洗头。王红林在家时，这是她的工作之一。

“我就随便说了句，我不想洗。他们就很多人跟我讲，‘你不洗，这辈子就回不去了，你就在重山的包围当中等死吧’。我去吃东西，‘不准吃，因为你没给他洗头’，我打电话，‘没信号’，总之就是很贱的那种。不停地挑衅，无限地刺激。‘对，怎么样，我们人多，你怎么样，你生气呀，你生气，你生气也没有用’，这样来挑逗我。”

王多权证实了施宁杰的表述。他当时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切发生。施宁杰本就迫切想要回家，在刺激下，烦躁不安的他爆发了。

李哲承认，这是《变形计》常用的手法，“《变形计》本身是比较平淡的一个记录，如何让它变得波澜起伏，其实导演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

谢涤葵则将经验归纳为八个字，“设计任务，真实记录。”事实上，这几乎是所有真人秀节目通用的手法。

这场打戏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砸完之后，一个新任务自然摆在了施宁杰面前：他得去打工挣钱，把家具赔上。节目下半部分的标题是：“施宁杰煤矿打工帮奶奶置家具”。

打工是《变形计》的一个传统内容。在第一季第一集《网变》中，农村爸爸将积攒的20元钱交给主人公魏程，满足他看黄河的玩乐之心，魏程眼睛红了，颤抖着双手接过，哽咽着说，“谢谢，阿爸！”高父则淡然一笑：“谢啥呢，儿子！”看到此处，无数观众潸然泪下。之后，魏程为了还上这20元钱，在工地打工，筋疲力尽后领到20元工资。

从此，打工还钱成了节目的必备环节。在节目组的安排下，施宁杰走上街头寻找打工机会。他在一条街上邂逅了一个煤矿老板，当天就下了矿井，并靠挖煤挣到了50块钱，加上当掉手机的钱，施宁杰给王多权一家买了套新的桌椅。故事不仅感人，并且充满了救赎感——当初王多权就是因为下矿井才残废的。

可这一切并不是施宁杰主动的选择——“他们把我带到那条街，说今天就在这条街找吧。我一个一个问过去，一开始惨遭拒绝，我就回去说不要我；节目组说你再往那边走点儿，我就再问一个，还是不要我；‘再往那边走点儿’，我就一直走到一个洗车厂。在那儿洗车的煤矿老板开始跟我搭话了。我正奇怪，接着他就同意我去挖煤了。”

挖煤这份工作显然并不适合四体不勤的施宁杰。他下到矿井后，铲了四五下就没了力气，煤车虽然还见着底儿，但节目的素材已经足够，于是蒋良亲自上场，帮施宁杰把剩下的煤铲了进去。

变形就此完成了一大半，挖了煤以后的施宁杰仿佛一夜长大，在节目里再也见不到以前飞扬跋扈的样子。

和节目组待了半个月后，施宁杰总结了一个经验：“节目组要你坏的时候，他就会刺激你，激怒你；要你好的时候，你就看到导演们焕然一新了，‘我觉得你今天非常棒’，‘你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举动’，‘你要做一个好人’，这样不停灌输。”

蒋良说：“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样的变化，只不过前面只表现坏的一面，后面只表现好的一面；其实前面也有好的一面，后面也有坏的一面，电视选择播出而已。这就是这个节目生命力无法长久的一个重大的原因，本身它就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节目播出对王家的一个影响是，王多权迅速掌握了微博、知乎等 SNS 的使用方法。

他发了很多帖子，在网上愤怒地声讨节目组：“这一期的节目里有太多虚假的演绎，各种设计、编排，甚至拍摄过程中很多对孩子过分不合理的要求。为了所谓的正能量你们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

所谓造假，是一件关于洗脚的小事。

与施宁杰不同，王红林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她成了南昌市一所私立学校的五年级学生。不过，这和施宁杰的世界毫无关系。施宁杰没有在这所学校读过，而施妈妈如往常一样工作繁忙，没有去学校看望过她。

一天中午，吃完中饭的王红林正在午睡，突然被节目组叫醒。原来，为了体现关爱的环境，节目组安排了一位男孩子帮她洗脚。

王红林当时没在意，但两年后她发现，节目播出后网上对她骂声一片——“娇气”、“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

甚至《变形计》官方出版的书籍也这样记录：“来到城市后，王红林的改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变得娇气了！她不仅对年长的孩子颐指气使，还让他给自己洗脚。”

更让王多权难以接受的，是节目组真的把王红林的母亲请到了南昌。

这也是整期节目煽情的顶峰。那是“六一”儿童节前的一个周末，王红林和同学在公园游玩时，发现亲生妈妈迎面走来，旁边是摄像机。王红林出生后没见过妈妈几次，一下慌了。母女俩上演了一出追逐、哭闹、拒绝，最后抱在一起互相原谅的亲情大戏。王红林说，在这个过程中，节目组一直在劝她原谅母亲，不然就不让她回去。

王红林的母女关系，是王家最不愿意提及的伤疤。王红林的妈妈曾是王多权的未婚妻，这个女人对王多权意味着难以言说的痛楚；从王家的家庭格局来看，王红林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因此她和母亲的关系对王家极为敏感。

王多权一直拒绝节目组让王红林母女见面的提议，但这一幕最后还是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

在节目里，这一幕又由于王红林母亲成行的一波三折而显得尤为感人——为了让王红林的妈妈去看望女儿，施宁杰去劝过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不仅王红林的妈妈不同意，王多权也不同意；两人争来争去，王多权还哭了起来。

在播出的节目里，施宁杰砸桌椅那段被剪辑在他和王多权的争论之后，画外音是：“这个在生活中一直顺风顺水、总是能心想事成的富二代，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好心，怎么老是碰壁。”

如此一来，王红林妈妈的探望之旅作为主线剧情就显得更为难得，也有机地把施宁杰和王红林两条线绑在了一起。不仅王红林得以母女团圆，施宁杰也做了件成人之美的好事。

王多权告诉我，面对“公主病”的吐槽和大众对“母女亲情”的消费，王红林几乎崩溃了，整个人陷入了抑郁情绪。他在网络上写道，“湖南卫视的节目已深深地伤害到了孩子，《变形计》栏目组，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类似的情况，施宁杰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