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圈在扩大，死刑罪名在减少 非法买卖外汇的危害性有哪些方面

文｜《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鲁伟

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下称“刑法修正案（十一）”）“补丁”甚多，备受各界关注。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正力度在历次修正案里位居前列，新增条文13条，修改条文34条——不仅回应了诸多社会热点问题，而且对原有的一些法条有较多调整，如个别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新增高空抛物和抢夺公交车方向盘的犯罪、增加冒名顶替犯罪、修改完善知识产权犯罪规定等。这些法律的修改与调整因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引发关注。

刑法为何频繁修正？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背景和相关争议有哪些？刑法应有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仁文。

刑法为何频繁修改？

《财经》：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您有哪些总体观察和评价？

刘仁文：刑法修正案(十一)共有48个条款，新增条文13条，修改条文34条。从修改规模上来说，是中等偏上的规模。修正案内容丰富，涵盖的范围和领域广泛。主要包括：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为12周岁，加大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加强疫情防控的刑事法律保障，修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加大力度打击制售假药、劣药犯罪；完善治理资本市场犯罪，针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造假、市场操纵、中介参与造假等条款作出修正和完善；对社会高度关注的高空抛物、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冒名顶替上大学等问题，在刑法上作出回应；完善和修改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

这次刑法修正呈现出一些特点：一是迅速回应高空抛物、抢夺公交车方向盘、疫情防控的刑法保障等公众关切；二是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加大力度打击制售假药、劣药犯罪，修改食品监管渎职犯罪，增加药品监管渎职犯罪；三是刑法介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维护，如将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

《财经》：刑法为何修改得如此频繁？

刘仁文：在刑法制度变迁方面，中国先后颁行1979年《刑法》和1997年的新《刑法》。1997年《刑法》颁布以后，1998年立法机关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属于单行刑法。1999年立法机关审议通过第一个刑法修正案，到目前为止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此外还有一些附属刑法的内容，以及众多的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1997年新《刑法》颁布时，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注定这部刑法很难是一部稳定的刑法。事实上大家随后就看到1998年、1999年接连对刑法修正。

现在看来，刑法修改这么频繁，除了中国自身的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还正在进行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有关系。另外，科技的发展，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等，也使刑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网络犯罪为例，随着网络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覆盖，网络犯罪的比例大幅提高。

概括来讲，中国1979年《刑法》是一部农业社会的刑法，1997年《刑法》是一部工业社会的刑法，传统的农业社会刑法和工业社会刑法如何去适应网络时代的社会？这势必要做出很大调整。

《财经》：刑法的频繁修改是否与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的必要性）相矛盾？

刘仁文：当前关于刑法修改引发一些争议。有观点认为刑法的本质是谦抑、保守，过于依赖刑法，刑法过于积极干预社会生活，不一定是社会治理的好事。也有观点认为，刑法应持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与刑法的谦抑并不矛盾。

当前社会飞速发展，对刑法频繁修改，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可以说，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现象。过去欧美国家、日本等国的刑法长期保持稳定，很少做出修改。但现在看，各个国家刑法修改频率都在加快。

传统工业社会那种几十年不变的社会环境，一去不复返。为了加强刑法的适应性，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刑法需要做出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许可以对刑法的频繁修改，抱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但这并不是说每一次刑法修正在科学性上都尽善尽美。比如，个别下调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这次修改草案的二审稿中才新增进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