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托行业还有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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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信托产品暴雷已经是行业内的普遍现象,无论是房地产、工商企业还是融资平台信托,谁也无法独善其身。有人开玩笑说,富人毁在了风投,P2P收割了中产,小康栽倒在股市上,而现在的信托产品,似乎也在慢慢走入这个序列?
行至年末,一段信托经理怒怼投资人的视频在网络上不胫而走。某地方国资背景的信托公司因为房地产企业违约,导致产品无法兑付,在视频中的女信托经理面对着投资人的提问和诘难,终于丧失了自己最后的耐心,“你们不讲理试试看”“我已经忍你们很久了”,语气激烈而强硬地回怼在场客户。
中国的信托行业到底是不是“坏孩子”?
信托,因信任而托付,信托本应是看重客户、看重信任的金融典范,却在行业的集体焦虑下走入这般田地,积攒的戾气也越来越重,让人唏嘘不已。我们不禁要问:信托行业的未来在哪里?
遥想当年,非标(非标准债权资产)之于中国金融行业还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存在,68张信托牌照也成为大型企业眼中最炙手可热的目标。广州的雪松集团耗费超过100亿资金收购中江信托,上海上实集团用74亿元并购天津信托51%的股权,一个个瞠目结舌的数字是那个非标年代的最佳注释。
随着2018年资管新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落地,以及各项监管政策的不断收缩,以非标为核心的中国特色金融,阶段性划上了休止符。
资金的收紧,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承压最大的就是房地产和信托业。仿佛在一夜间,高高在上的房价涨不动了,那些一直以来“刚性兑付”的信托也不再安全了。
房地产企业的不断暴雷,带动信托行业违约频发,投资者投诉此起彼伏,原本凭借着左手“刚性兑付”、右手“万能牌照”而坐稳金融行当第二把交椅的信托,突然被赶下了神坛,不免有些落寞。
更有很多人翻出信托行业的“旧账”,历数金融监管部门对信托行业所进行的五次整顿。有人还拿出第五次信托整顿中广国信(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资不抵债带来的323亿元损失(这对1999年的中国金融行业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和国际负面影响(时任日本首相访华时亲自过问此事),借题发挥,说“信托从来就不是乖孩子”“信托行业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
墙倒众人推,中国信托行业一下子就掉入“污名化”的陷阱。
中国的信托行业到底是不是“坏孩子”?泥淖中的它还有未来么?
假如我们仅仅用当下的一个“切片”来静态地看待信托行业,一定是不客观的。这和放弃长期观察而武断地通过一次考试来判断孩子学习的好坏,又有什么区别呢?
王文韬、付伟所著的《信托的未来:大监管时代信托的转型与对策》(中信出版集团,2023),对信托这一中国金融业的较为特殊的存在,进行了全面解析,既看到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呈现十年十倍增长的成就,也剖析了十年高速发展为何不能延续的因由,有反思,有远见,为信托公司的战略转型与业务策略提供了方法论和路线图。
信托的过去,承载了中国金融体系完善的历史性使命
在《信托的未来》中,作者把四十余年间的中国信托历史浓缩起来,一边是带有编年体色彩的客观陈述,从1979年“五老火锅宴”(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工商业人士)到中信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成立,从仪征发债(1982年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支持仪征化纤公司的项目发展)到全牌照金融,述说信托行业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一边又用纪传方式为信托历史添上浓墨重彩,从荣毅仁到蒲坚( 2011年担任中信信托董事长,缔造了多个行业“第一”),述说着信托人不甘平凡的故事。
读完全书,蓦然发现,中国信托行业的历史亦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信托的起起落落,不过是中国金融变革的一个缩影。
初创的中信公司,营业执照上长长的经营范围令人咋舌,背后却是荣毅仁先生对当时中国金融旧有体系的闯关实践。在只有银行的金融生态中,如何发挥信托的制度优势,为中国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已然不单纯是一个行业的思考。从“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保守到开创引进外资之先河,毫不夸张地说,信托的历史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像在2003年,房地产被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一样,与之伴生的信托也注定要开始一段艰辛而不平凡的历程。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了这几年的房地产风险和信托暴雷,就把一切问题甩锅给信托,却无视信托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那就会掉入“唯结果论”的陷阱。
从草莽走向成熟,中国金融体系已然根深叶茂,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信托行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更应对一路的磕磕绊绊保持平常之心。这不仅是属于信托行业的独特记忆,也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筚路蓝缕的真实写照。
信托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路坦途
在国家严控非标的大势下,原本朝气蓬勃的信托行业一下子陷入了困顿,违约、投诉、转型,成为见诸报端频率最高的词汇。
诚然,如果我们以过去十年的信托行业来对比当下,此刻的困难当然无比之大,但就像《信托的未来》一书所展示的那样,当我们试着跳出当下的悲欢离合,用更大的视野去回看四十年信托的艰辛路程,方才发现,中国的信托行业从来不是一路坦途。
五次整顿大幅压缩信托公司数量,一法两规让信托的金融全牌照荡然无存,新一法两规回归受托业务让行业无所适从。(注:一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两规为《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新一法两规为修订后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信托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破冰者和润滑剂,在每一次的金融转型中,都遭到了“连根拔起”般的变局。这是中国信托业的痛点,也是对中国信托从业者的肯定。相比于存款结算之于银行、经纪投行之于券商、投资组合之于基金,没有自留地的信托行业会出现在每一个金融转型的关键点上。
1982年尚在襁褓中的中国信托就踏上了引进外资的未知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国家力推“四万亿”确保经济平稳,信托又发挥了自己的制度优势,协同银行冲刺在融资的最前线。
曾几何时,信托成为了高净值客户眼中的香饽饽,很多人都忘记了无畏的中国信托行业,背后却是鲜血与荆棘的印记。
不必为此刻的中国信托业唉声叹气,放眼历史长河,眼下的波折又算得了什么?
不了解信托的过去,就无法认知信托的未来
“一个民族如何解释自己的过去,就是在如何创造自己的未来。”
对于中国的信托行业,又何尝不是这样?
高激励、高学历,已然在过去几年成为了信托行业的代名词,让大把有识之士趋之若鹜。但把信托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长镜头中,我们才能看清楚,“养尊处优”从来不是这个行业的内涵。
中国的信托业从草莽一路走来,形成了一条与欧美模式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其所依仗的从来不是时代的红利,而是中国信托人在实践中摸索的独特经验。
还原历史,我们在时代的大幕背后会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名字,和一个个与之伴随的奇妙制度,从证券信托的四方监管模式到中信信托独创的举手制和公开评审会,都在信托的历史中熠熠生辉。【注:四方监管,是由信托公司、托管银行、证券公司、投资顾问(以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承当)共同参与,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主要起执行和监督作用。】
有人讲,信托的制度红利到头了,中国的信托行业没有未来了。但放眼过去,信托业少有鲜花与掌声,但柔软的身段、灵活的站位和敏捷的思考,则让信托业几落之后又几起。
中国信托行业还有未来么?这也许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只要在中国金融业的新方向被明确,信托行业一定会“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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