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托业的寻根之旅 信托考证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信托圈儿

假如1979年荣毅仁成立的不是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的信托业会晚生多少年？现在有没有？荣毅仁为什么要在他那家承担着重要历史使命的“窗口”公司中，冠以“信托”二字？这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长久以来，这个问题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直到我读到这本1933年出版的《世界信托考证》。

该书作者程联毕业于美国大学经济系，曾服务于美国信托公司，美国信托业的发达盛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也启发他在中国创办信托公司的想法。“目睹该国信托事业极为发达，回国后有志创办一中国化之信托公司”。1930年，上海 信托公司创立，程联任董事和总经理。

1933年，通过总结世界其他国家信托业的理论和实务，同时进一步思考信托本土化问题，程联编著了《世界信托考证》一书，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信托业专著之一，“各大学商学院因而先后添设信托学系，采用是书为课本或参考书”，同时程联本人也被沪江大学商学院聘为信托系教授。

该书的出版同时也引起政界和学界的普遍关注，在数十幅题字和序的作者中，不乏当时的国府要员和经济学界巨擘：立法院院长孙科题字“经济南针”、财政部长宋子文题字“信而有征”，著名学者马寅初更是对信托公司不吝褒美之词，直指“调剂资金，运用得法，实为发展经济事业之要素，此金融机关之所以重要，尤以信托公司为最也”。

书中，程联叙述了信托发轫和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历史，同时详尽阐述了信托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各个部门的实务。

程联谈及“信托中国化”时的谆谆之情，令人感怀。在阐明信托思想和中国古典文化、洵美道德的契合之后，他指出了信托业在中国发展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苟我国商人本其‘道德化’之信实，参以现代商律之裁制，组织信托公司，则其发展必大有可观。较诸欧美各国以‘物质化’为信托之基础者，行见驾乎其上矣。”

回顾程联所处的时代，清末海禁始开，欧风东渐，传来的不仅仅有先进的技术，同时也有逐利的物欲，因此投资者往往都以投机为主要目的，“只炫于厚获，固未尝计其奸虑”，最终导致了“信交风潮”的发生和人们对于信托这个新生事物的怀疑。

鉴于此，程联指出：“已可概见我国之办信托，多失信托原则，不徇正轨，以虚诡为怀，以致重遭失败，此后操是业者宜引为殷鉴。”

从我认知信托的历程来看，初看是金融，再看是法律，认真感悟，是人性。我常想，信托为什么会产生呢？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甚至于妻子儿女都托付给另外一个人呢？是基于对人性中“善”，而我们建立的法制又进一步去保护这种“善”。

在信托发源之初，担任受托人是一种荣耀，而为什么在信托业如此发达的今天，受托人却变得如此卑微，甚至备受诟病呢？程联八十年前的告诫给了我们启示。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程联对于信托业的信念与豪情每每令我动容，“夫信托发达则百业随之而振。盖信托者，百业之居间，社会之维系也。编者于此，对于我国信托业具无限之希望焉。”

显然，程联是一个“信托控”。但我想，让程联迷恋的，绝不仅仅是信托公司，而是信托这样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文化。

在中国金融资产快速重构，资产管理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当下，宣扬信托制度的魅力，普及推广信托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信托，绝不仅仅只与信托公司有关。

我同意中信信托董事长蒲坚的一个观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将是一个逐步“信托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公众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