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债危机，中国该不该帮？美财长警示：全球将遭遇冲击 中国的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比较哪个多些

中国外汇储备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中美国国债在中国外汇储备中占比高达30%以上，因持有美债占中国外汇储备比例较高，因此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中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美债可能发生的违约风险。

那么，反向思维，美国国债危机，中国该不该帮？毕竟美财长警示：全球将遭遇冲击。

“已知的未知”：美国国债危机当真即将到来？

美国国债危机，即美国在国际借贷领域中的负债已经超过了其自身的偿还能力，造成无力还债或必须寻求援助还债，此时国债危机发生。

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美国国债发行上限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偿还债务的能力提高。另一方面，美国国债危机并非第一次濒临爆发，早在美国首次对美债实施降级时就已经动摇了投资者对美债坚挺的信心，美债危机一直存在，只是不曾大规模爆发。

美国国债危机是否面临爆发，很大程度上取决了美国国债问题能否有无限可持续。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得美国可以发行新债来还旧债，以此来往复，避免债务违约。然而，当一国的财政赤字和所承担的债务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直接影响国际投资者对该国国债的信心。

美国当前国债规模破28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早超过100%，美国的赤字和债务水平远远超出了国际上的安全线，且短期内没有任何下降的迹象，巨大的国债规模和政府违约风险的增大限制了美债的无限扩张。

同时，因财政赤字是一国债务负担的直接诱导因素，所以财政收支结构的灵活性是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直接反映。直观美国财政收入结构，综合分析收入与支出现实情况，从美国的根底来一窥美国财政体系能否挺过此次危机。

个人所得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是美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倘若在日韩无力承载美债洪浪、欧盟不愿冒险的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通过短期内拖延还债、长期增加税收的办法度过难关？

一方面，美国遭受一波接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公司经营状况和股票市场稍有改善就面临霜冻，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经济恢复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复苏。

另一方面，本就抗疫不利的美国若在此时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既会面临排挤私人投资的风险，拜登也要承担来自选民的不满抗议。

遗憾的是，通过增加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收入来改善财政收支在大疫情背景下更不具备现实可行性。现收现付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收入倘若在短期内大幅增长，不仅不利于抗击新冠疫情，甚至会被国内外一同指责人道主义精神缺失。

因此，从社会到个人，从经济到政治综合考虑，想要通过增加税收助力美国渡过难关难以实现。

美债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美国政府开销实在过大。那么，美国是否可能通过一面振兴经济，一面削减财政支出来缓和美债危机，使其不至于同新冠肺炎疫情一同爆发？

美国财政支出除却拜登临时拨放的补助款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主要分为防御性支出和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支出。

美国自“9·11”事件以来，为了应对恐怖主义的袭击、维持美国军事强国的国际地位，防御性支出一直维持在20%的水平线，这一战略性支出在美国处境越为艰难时，越能保住美国的国家话语权，作为替美式霸权“兜底”的存在，美国防御性支出不可能减少。

同时，美国“婴儿潮”时期的一代人逐渐退休，美国社会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出不断增加，尽管如此，这一部分支出的政治敏感性很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愿意轻易削减触碰。

美国的财政状况可谓是入不敷出，财政运转和债务上调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决定美国的债务违约只是时间问题，对于全球而言，这是一种“已知的未知”，至于以何种形式在何时发生，这仍然需要审慎思考。

综上所述，财政收支结构的刚性特点也决定了美国国债不会永远循环反复，美国无法依靠本国财政周转来渡过此次难关，美国国债危机确有可能面临大规模爆发。

分阶段剖析美国国债危机的出路何在

9月9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出警告，称在10月份，“一旦所有可用的手段措施和手头的的现金都用完，美国将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次无法履行义务。”那何等处境是“所有可用的措施”都走投无路？美国这些可用的措施包括哪些呢？

耶伦

书接上文，在短期内，美国无法通过自身的财政体系运转来化解美债危机，因此所谓的措施即指违约关头到来，美国在短期内可采用的方法、在中期逆袭的手段，在长期发展上的调整。

在短期内，美国可选择技术型违约，即因申明自身资金调度不当或不及时，或者出具支付系统故障等不可抗力因素干扰的证明，表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到期应付金额，而不是直接拒绝偿还债务。

然而，技术性违约虽然是指违约国具备后续具备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不同于实质性违约，但技术性违约仍然存在后续风险和负面影响。

尽管只是技术性违约，但技术性违约更适用于小额债务，美国超28万亿美元的债务显然不属于这一范畴，因此，如果美国选择技术性违约这条道路，将被印上信用污点，后续债务兑付风险提高，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降低。

应对短期危机的另一条路径是将债务货币化。债务货币化即公共债务货币化，操作方法是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在一级市场以及货币当局在二级市场进行公共债务交易，美国财政部发行债券，美联储再发行数额相当的货币购入债券。

这一措施适用于美国政府无法增加税收、削减支出，投资者也逐渐丧失对美债的信心的半危机状态，属于货币当局在经济危机之下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

然而，债务货币化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便是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其次，这一措施也只能在短期内发挥避免经济持续恶化的刺激作用，一旦国际投资者察觉美国这一债务货币化的溢出效果，可能会索要更高的利息，从而加重美国财政负担。

因此，无论是选择技术性违约还是债务货币化，委实是短期政策手段，谓之饮鸩止渴，稍有不慎便会得不偿失。

若想深入美国财政体系内里，直击美债危机，必须着力于中期解决方案。美国陷入财政债务危机绝不是西方媒体鼓吹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大量支出来挽救大集团的金融投机不良债务。

显而易见，美国病人和退休者并非像财政赤字那般猛增十几倍，他们并不会是美国财政负担超量的主要原因，而被大财团控制的西方主流媒体却对此避而不谈。

面对美国政府放纵主流舆论意图盗窃民众养老金用于挽救华尔街和对外扩张的情状，如果中期方案不能对症下药，协调富人阶级和退休者、病人和普通中下阶层的利益，美国国债危机始终无法逃避，并且预计将在2023年底至2023年爆发。

其次，无论是所谓的减少政府部门的优惠税，减轻财政负担，还是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领域缩减财政支出，都不能在中期有效缓解美国国债危机。

因为所谓的美国社保体系和医疗保险支出过多导致债务危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骗局——四十年来，美国养老、医疗等联邦社会保障税收始终高于支出。

欺诈民众的退休金和保险连短期方案都称不上，简直是最为劣等的手段。美国应对债务危机的中期方案应当是直面天价金融赌债，放弃欺诈行为，公平地同各方利益主体协商，而非一味地牺牲民众利益来填饱亏损财团的肚子。

长远而言，一切允悲，但一个完整的发展方案如果未目及长远，就仿若一只永远无法落地的落地的飞鸟。美国国债危机的长期解决方案必须从美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入手——美国经济增速下降。

美国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金融实力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但这一倚张金融博弈的经济体系尽管替美国征敛巨额财富，但其稳定性、安全性都不高。

美国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越行越远，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降，经济增速相应下滑，美债危机却不断升级，濒临崩溃的美国财政体系频频预警。

因此，从长远方案出发，美国需要调整金融业和制造业，以及其他部门之间的发展。

其中，制造业中重点注意高端制造业与一般制造业之间的关系，高端的新兴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政府投资和私人部门储蓄的支持，美国应当注意到协调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促进产业正常发展平衡的重要性。

美国国债危机影响下的中国经济

对于外汇储备规模较高，且美债占比较大的情况，中方一直有所忌惮。随着美债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逐步下降，中方开始采取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的方式，有序降低美国国债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占比。

然而，突如其来的美国国债危机似乎不打算让中国缓慢有序地降低美债持有规模，推动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分散化。

美国债务危机爆发，中国身为美国国债第二大境外持有国，首当其冲面临的是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美国国债危机将导致美国国债评级下降，风险溢价上升，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资产的风险水平激增，从而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贬值，预期收益大大下降。

其次，美债危机和量化宽松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美元贬值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成本价格上涨，这对于高度依赖国际资源的中国制造业十分不友好。

另一方面，国际投机资本伺机离开美国，绝大部分会锁定经济稳定发展的中国，从而绑架中国实体经济，创造投机泡沫，绑架实体经济中的消费与投资，一旦投机资本撤离中国，泡沫蚕食过后的废墟将会现出水面。

再者，便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处境，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美国国债危机爆发之际，经济增速乏力，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推行多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元疲软的情况下，人民币则面临着来自美国政府的施压，要求人民币在短时间内快速升值。

面对美国国债危机，中国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即“买卖皆难”。在美债危机之下，大量增持美国国债，将面临美元资产的巨额缩水风险，同时，持有的美国国债越多，中国被“绑架”的程度就越深。

然而，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债第二大持有国，中国又不能贸贸然将手中的美债卖出去。

首先，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短期内接受大批量的美国国债？日本、印度、欧盟等国家正处于经济下行期，绝无可能在短期内批量消化中国转嫁的美国国债，再思筹一些中小规模的国家就更无可能，因此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卖给谁？”

其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或将引起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注意，引起市场恐慌，从而导致其他国家纷纷跟风抛售，美国国债的市场价格将大幅下降，中国身为第二大持有国，面临的损失仅小于日本。在此种情况下，原本以规避风险为出发点的减持却导致损失成倍增长。

第三个问题，中国撤出美国国债市场的外汇又该投向何方呢？第一种去向是分散持有英镑、日元、欧元等货币，从而规避大比例持有一种外汇的风险。

然而，在危机期间，尽管美国是金融危机的“震中”地区，但由于其经济实力的强劲，趋利避害的本能依旧促使这些国际资本聚拢到美国，美元不跌反升，而这些货币却相对贬值，因此，大量持有非美元的硬通货并不理智。

至于对黄金和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投资，同样因为国际资本的围堵和顾虑其流动性不强等因素而难以进行。

帮还是不帮？分析美国大肆“哭衰”的内在原因

可见，美国国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存在巨大不利影响，然而，中国到底要不要帮助美国渡过这次难关呢？若是帮，该如何帮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当注意到一个十分蹊跷的点：美国财政部多次喊话中国，要求中国帮忙，当真是走投无路了吗？

主流观点都会如此看待，美国居然向中国求救，美国财政一定面临着灭顶之灾了。但回到博弈论，表层之下是浅层，浅层之下是中层，中层之下……一场博弈，尽管赤裸无余地展露在尔等面前，也尚有一颗七窍玲珑心难以看透。目光所见，只是布局人希望我们看见的。

第一层，美国大打“美国经济关涉全球经济安全”的牌，然后多次喊话中国，威逼利诱中国帮助美国度过难关，但却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上多次进犯，这何不是一种国家间的“道德绑架”？

试想，美国国债如若走到违约的那一步，所谓的罪状终定是少不了中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这一条。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攻击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美国国债危机最终的爆发扣在中国头上，这便是美国打的第一轮算盘。

第二层，美国政府企图使用拖延战术，向美国民众释放出政府因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不堪重负，最终引发美国国债危机的假象，从而推行延迟领取养老金或削减养老金的改革，正大光明地掠夺美国社会保障的财富。

甚至于进一步向中国等国家输出削减养老等社会保障的休克震荡，从而进一步服务于全球剥削体系的确立。

第三层，美国意识到中国并不愿意被割韭菜，并且意图在疫情下保持相对稳定的新兴债券市场成长为新的全球避风港，于是想要中国如同2008年金融危机一般“自愿”相助，以流氓行为敲诈中国才是美国的终极目的。

因此，中国一定不能在美国的恐吓威胁下主动承接美债危机的风险，中国的确体量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无条件成为美债危机的洼地。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没有底线的包容和牺牲本国国家利益，其本质应当是共赢——如果美国想要中国出手相助，就应当收起毫无诚意的承诺和威胁，拿出实实在在的利益与中国对话。

帮与不帮,一定程度上的确取决于危机风险对本国造成的不利影响，但这绝非成为无耻之徒揉捏中国的把柄，美国需要认识到，中国友善，却绝不软弱。

特别